1998年擴大內需：不可忽視的綜合癥

　　始于1998年的“擴大內需”，作為一項重大的宏觀經濟政策，刺激了GDP的增長，但也給老百姓生活帶來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沖擊，一不留神挖了改革的墻腳，削弱了改革的共識，動搖了改革的信心。

　　背景：

　　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之措

　　1998年，中國政府提出“擴大內需”的舉措，其背景是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

　　1997年，剛剛成功實現了“軟著陸”的中國經濟，卻遭遇了至今仍令許多人記憶猶新的亞洲金融危機。這一發端于東南亞并迅速波及剛剛回歸中國的香港的金融風波，使中國經濟很快又出現了通貨緊縮的趨勢。作為一項緊急應對之策，中國政府做出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決策，同時采取包括增發國債、降低存貸款利率、提高出口退稅率等在內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擴大內需的方針開始實施。與普通民眾生活休戚相關的教育、醫療和住房三項，也從1998年開始了全面的市場化改革。

　　到1999年3月5日，九屆人大二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們年初就采取了增加投資、擴大內需的對策。中央果斷決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調整預算后，國務院增發1000億元財政債券，重點用于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

　　具體做法，采取了“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并配合以穩健的貨幣政策，大規模發行國債，促進基礎設施、基礎工業的發展，以帶動工業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等措施，同時，也采取了“降低利率”、“征收利息稅”等做法。

　　效果：成為長遠發展的戰略

　　從實施效果來看，當時的“擴大內需”之舉是成功的。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于2001年底做過如下總結：“據測算，國債投資對1998、1999、2000年三年經濟增長的拉動分別為1.5百分點、兩個百分點和1.7百分點。”“利用國債資金進行重點建設，不僅有力地拉動了經濟增長，抑制了通貨緊縮趨勢，而且加快了經濟結構調整，增強了經濟發展的后勁。同時，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擴大消費、促進出口和支持改革等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擴大內需的宏觀政策作用下，2000年年中，中國經濟開始出現轉機，當年GDP增長率恢復到8%，扭轉了經濟增長持續下滑的趨勢。”

　　到2000年，中國已經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民經濟出現了重大轉機。此時，“擴大內需”也不再只著眼于當前的困難，而是逐漸被當作了一項長遠的發展戰略。

　　2005年9月5日，在由全國政協發起、五年一次的第三屆“21世紀論壇”開幕儀式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更是明確表示，要把“立足于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發展”作為下一步政府要著力抓好的五大任務之首。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所教授常修澤就此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說：“從1998年初到今年已經7年多了，我認為擴大內需的方針已經遠遠超出了當初針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格局。”“工業化、城鎮化、新技術革命的浪潮一起席卷中國，再加上人口眾多，這些都為國內市場帶來了巨大的需求潛力。擴大內需已不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國家長遠發展的戰略。”

　　綜合癥：教育、住房、醫療成為不能承受之重

　　1998年，在“擴大內需”名義下，中國在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所進行的全面市場化改革，由此演繹出的高昂的子女教育支出、虛高不止的醫療費用和快速上漲的房價，成為壓在中低收入階層頭上的“三座大山”。此可謂“擴大內需”難解的綜合癥，也是大眾無法承受之重。

　　回頭再細看1998年提出“擴大內需”的一些舉措——

　　擴招及教育“市場化”。1998年11月，一封由當時在亞洲開發銀行總部工作的經濟學者湯敏及其夫人左小蕾共同撰寫的信件呈交到了國務院領導手里。那年，回了一趟國的湯敏“看到有親戚的孩子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高考中敗下陣來，全家沮喪不已。出于搞經濟的‘敏感’，湯敏從這點立即想到了當時的經濟環境和啟動內需。”他覺得，擴大高校招生將是一個國家投資少、刺激內需力度大，又能實現群眾迫切愿望的有效措施。他們在信中建議，在3至4年內使高校的招生量擴大一倍，新增學生實行全額自費，同時國家建立助學貸款系統，給部分有困難的學生提供貸款。湯敏在信中強調了其擴大內需、緩解就業壓力的作用，這兩點在當時的情況下很能打動人心。結果，1999年有關部門擬定一個招生計劃，招生人數比前一年增加20%多，后來覺得幅度還不夠大，幾個月后增至47%。由此，聲勢浩大的高校擴招拉開了序幕，中國的高等教育在擴大內需的背景下，以一個急轉彎走上了大眾化的道路。

　　對于擴招，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蔣選對本刊記者表示：“科教興國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在世界各國中，我國的適齡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并不算高。后來出現的問題不在于擴招本身，而是因為收費增加迅猛，使許多家庭特別是來自農村的無力承擔，另外，擴招速度過快，而高等教育資源并沒有提高，這也引發了一系列矛盾。”

　　其次，醫療改革。如果要選出2005年最有分量的話語，“目前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堪稱其中之一。盡管醫療改革的起始時間可能更早，但1998年卻是我國城市醫療體制改革的一個分水嶺。這一年底，中央制定了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政策。問題在于，醫保的覆蓋率在政府努力下固然呈現快速增長，但是距離廣覆蓋的政策目標還有很長一段距離。截至現在，我國目前尚有65%的人口沒有醫療保險。

　　醫改的總體傾向，也體現為政府逐漸減少自己對醫療福利保障的財政責任。一方面，取消了部分人所享有的免費醫療待遇；另一方面，對于公共醫療服務機構，政府也減少了財政支持的力度。而在一些地方，又試圖以“市場化”為取向破解醫改難題，把“市場化”作為醫改方向，把產權制度改革當成“突破口”，政府忙著“賣醫院”、“甩包袱”。這種“市場化”，導致醫院片面追求利潤最大化，處處在患者身上“打主意”。一些公立醫院也表現出強烈的逐利沖動，淡化了其公益性質。

　　與此相對應的后果，則是虛高的藥價和醫療費用。被廣受批評的，正是所謂“看病貴”和“看病難”。“小病熬，大病死”也成了許多貧困人口應付病患的無奈選擇。2005年的兩起事件尤為惹人注目：當年6月，一位古稀老人在哈爾濱市的一家三級甲等醫院住院期間，用550萬元(包括住院費及其家屬按照醫生吩咐從國外購買藥品用于治療的費用)“買”來中國目前“最昂貴的死亡”；在深圳，患者諸少俠在某醫院住院119天后病故，醫療費用92萬多元，再加上醫院推薦家屬自費購買的藥品費用，總花費高達120多萬元。

　　再說住房。1998年，中國也開始了住房改革，引入市場機制，停止福利分房。但事實上，當時提出的啟動國內住房消費，卻是為了拉動由于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乏力的國內消費。住房制度改革更多地考慮到經濟增長問題，而不是老百姓的安居問題。

　　后來的各項政策，又片面地強調了房地產市場對國民經濟的增長功能，強調“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結果，“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被很多地方政府發揮到了極至。他們協助開發商設法抬高房價、地價，最大限度地利用房地產行業來刺激當地的經濟增長。強大的利益驅動，使得住房的功能由“居住”淪為各利益集團尋租的“工具”。高額的房價，則成了每一個普通百姓都要面臨的現實壓力。

　　除此之外，人們還不得不面對養老壓力，特別是面對市場化后的養老保險制度和不斷增長的物價指數，很多人選擇儲蓄來“存錢養老”。

　　根本所在：

　　擴大內需重在民生無憂

　　消費持續走低，也體現了目前我國居民對未來風險的不確定心理。一句話：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和改革的過程中，在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中，并沒有形成有效的組織和機構來承接相應的保障職能。居民養老、醫療等還需要自我儲蓄，對未來風險和收入預期的不確定，只能使其降低消費偏好，提高預防性儲蓄的意愿，這樣，新增收入便不能或較少地轉化為消費。

　　而與世界各國相比，目前我國的社會勞動保障體系又還很不完善，許多社會福利逐步被取消，本應由政府提供的醫療、衛生、教育、養老等社會保險范圍還不大，這就極大地影響到了城鄉居民的消費傾向。可以說，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目前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率偏低而儲蓄率偏高的重要原因。

　　另外，受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我國農村社會保障更是嚴重滯后于城鎮。在農村，上學難、治病難、養老難已是普遍現象。

　　蔣選教授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也做了如下總結和歸納：一是國民的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不相適應，特別是農民的收入增長緩慢；二是收入差距在城鄉和不同行業中擴大，意味著收入正向少數人集中；三是從人們的預期來說，就業形勢嚴峻，特別是新增就業人口如每年的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都在快速增長。由于行業競爭激烈，人工成本增長緩慢，收入在某些行業也增長緩慢。而人均GDP已達1000美元的我國，雖然正處在消費結構升級階段，但動輒數以十萬計的住房、汽車等消費能力，是需要積累一個過程的，這無疑會限制即期消費，限制對其他產品的消費。由于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完善和健全，相當多的居民對未來預期不穩定，即使收入總額增加，也不愿增加即期消費，而為可能出現的失業、醫療支出等進行儲蓄。

　　對此，專家指出，國家應適當降低教育、醫療等公益部門的消費價格，采取措施控制其對消費者的超額支出，對價格虛高、給老百姓基本生活成本帶來巨大壓力的消費也應進行控制。努力使百姓對未來預期不斷看好，消費需求不斷釋放。

　　本刊總編輯趙曉等人最近也向國家有關部門提交了一份研究報告，并提出了有針對性的建言。

　　在相應調整財政政策方面，趙曉等學者提出：應減少財政對競爭性行業的轉移支付；加強政府在教育和醫療衛生領域的作用；建立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使用稅收機制根據其稀缺程度和社會選擇對

　　對于公司治理措施，他們認為：加強對未分配利潤的監控(未分配利潤已占GDP 的近20%)，使其更多地流向消費而不是投資；加大勞動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著重考慮制定和執行分紅政策，國有企業包括向國家分紅。實行金融市場配合措施，加快推進金融部門改革，降低居民消費的信貸約束。

　　其次，應“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防止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根據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預期，合理確定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的預期目標。以增加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為重點，適當提高個人所得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村城鎮化，健全財政支農資金的穩定增長機制，進一步改善農民進城就業環境，積極推動“建設新農村”運動，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千方百計提高農民收入。發揮稅收對居民收入的調節作用，加強對高收入的稅收調節，減輕中低收入居民的稅收負擔，防止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此外，該報告也提出了要“繼續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過快增長”、“轉變增長方式，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和“完善消費政策，改善消費環境，促進消費增長”等建議。

　　作者：蒙令華(本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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