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中國經濟增長方式亟待轉變

　　2006年作為“十一五”規劃的啟動年，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承上啟下的關鍵時刻。“擴大內需”政策的實施不僅關系到高速的經濟增長能否持續，更關乎老百姓的切實生活狀況和整個和諧社會的建立。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一個微妙的新的歷史時期。從經濟周期的變化來看，在一段時期的擴張之后，經濟運行已從上行期轉向下行期，經濟增長的難度日益加大，而各種各樣的

風險卻在不斷累積。為保障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的增長，避免大起大落，“十一五”規劃作出了經濟增長方式必須轉變的重大戰略決策。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是處理好內需與外需的關系，引導國民經濟從“外需依賴型”轉向“擴大內需型”；而在“擴大內需”的方向上，又要著力從“投資拉動”轉向“消費拉動”�！笆�一五規劃”明確指出：“要進一步擴大國內需求，調整投資和消費的關系，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正確把握經濟發展趨勢的變化，保持社會供求總量基本平衡，避免經濟大起大落，實現又快又好發展�！�

　　中國宏觀經濟增長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持續的高儲蓄率，高投資率和低消費率。尤其2001年以來，投資率在高位上持續上升，2004年已經達到43.9%，2005年也仍將在高位運行，而儲蓄率也已達到50%以上，儲蓄存款的增長持續超出企業貸款的增長�？v觀改革20年來，這樣高的投資增長率和國民儲蓄率一直如影隨形，從歷史視野看，如此之高的儲蓄和投資率，甚至遠高于任何早期的高投資增長模式的國家，在世界各國中都是極其少見的。

　　但是，中國目前消費的情況如何，究竟如何提高消費在國民經濟增長中的比重，目前主流的認識實際上是錯誤的。

　　居民消費不等于國民消費

　　許多人一談消費提高，就認為要靠減少城鎮居民的存款，提高其消費率(這也是前一段時期教育改革和

　　實際情況是：中國居民這部分的消費增長一直還是比較快的。以北京為例，網上有一個帖子，叫“混在北京”，介紹北京各種有特色的餐館好幾百家，餐飲業中國是領先的。居民消費在整個國民消費中一直在上升，或者說儲蓄占總收入比重在下降，中國真要實現消費上去，儲蓄下去、主要還是需要政府和企業消費，這幾年經濟發展太快，政府集中了很多資源，特別是國有企業手中集有大量的未分配利潤，這部分利潤影響到了消費的上升。至于具體到居民消費發展來說，醫療、社會保障都需要大量投資，所以我們說擴大內需必須要把政府管制、打破壟斷結合起來。

　　在透析居民消費狀況后，我們會發現中國的消費率偏低與其經濟發展階段有一定聯系，同時消費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居民消費偏低，而在于國民消費(包括政府消費和企業消費)偏低。因此，要提高消費率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一是要提高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要提高政府和企業的消費。

　　居民消費狀況透析

　　最終消費率低影響了消費對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拉動。2000年至2003年，中國的最終消費率分別為61%、59.8%、58%、5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左右，與此同時，中國的投資率卻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0%左右。

　　投資、外貿和消費是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中國投資和外貿多年來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居民消費需求相對不足，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和外貿。學者們擔心，一旦國際需求大幅下降，或投資銳減，在城鄉居民消費不足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必然會受到很大影響，甚至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

　　消費率通常指一定時期內最終消費(總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一般按現行價格計算。由于經濟結構調整緩慢和金融資源過于向制造業傾斜，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緩慢，抑制了消費的升級。第三產業得不到充分發展。2004年，第二產業占GDP的52.9%，比1999年提高3.5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占比31.9%，比1999 年還下降1.1個百分點。教育、旅游、金融、醫療、家政等服務業發展滯后，制約了國內消費水平的提高。圖4表明我國的消費率階段性下降。與一些國家相比，我國居民的最終消費率長期偏低15-20個百分點。

　　居民消費增速也明顯慢于經濟增長。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居民消費增速長期慢于GDP增速。按照當年價格計算，1990到2003年GDP年均增長15.3%，而居民消費總量年均增長13.8%，居民消費增長比GDP增長慢1.5個百分點。特別是2000年以后，居民消費連續4年慢于GDP的增長，年平均增長差距達2到3個百分點。不僅居民消費總量增速緩慢，人均居民消費水平提高速度慢于經濟增長的情況更加明顯。消費與投資增長不協調。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大國的投資率一般為20%-30%左右，消費率一般為70%-80%左右。由于消費與投資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投資率提高，消費率必然走低。2000年以來，中國投資率連年提高，消費率逐年下降。消費率偏低不利于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容易造成部分行業產能過量、供求失衡。

　　我國的消費率偏低有許多原因，既與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也和消費環境不成熟有關。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居民收入增長較慢；二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三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未來不確定性因素增加，居民加大預防性儲蓄；四是居民支出結構的變化；五是消費政策和環境不成熟，使得新興主導消費品價格長期居高不下。

　　從圖4中日本、韓國情況來看，消費率呈現從高到低、再從低到高并趨于相對穩定的變動過程，與投資率的變化正好相反。投資率和消費率變動是由工業化進程中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逐步提升引起的。在工業化進程中，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結構不斷提升，食品等初級產品消費比重逐步下降，工業制成品消費比重逐步上升，第二產業發展相對較快。由于第二產業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生產過程需要大量中間投入，造成投資率不斷上升，消費率不斷下降。當工業化進程基本完成、經濟發展邁向發達階段時，消費結構由工業品消費為主轉向以住房、教育、旅游等產品為主，第三產業發展相對較快。由于第三產業資本有機構成較低，需要中間投入較少，造成投資率出現下降，消費率相應上升。從長期看，第三產業發展必須以第二產業為依托，為滿足消費結構不斷提升的消費需求，需要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協調發展。這樣，投資率和消費率在維持一段時間的下降和上升后，又在新的起點上形成了平衡并維持相對穩定。

　　究竟如何擴大內需?

　　大家都在談論擴大內需，那么，究竟如何擴大內需？

　　需要明確的一個前提是，當前擴大內需不能靠今天吃一個饅頭,明天吃兩個,后天吃三個，從產業領域來看顯然主要還需要借重房地產和汽車，因為今天的中國正處于住房和汽車為主的消費時代，舍此之外我們別無更好的增長點。因此，雖然2005年的房地產調控和規范是對的，今后也仍有必要繼續，但是房地產業作為當前的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是不容懷疑的，其支柱產業地位也是不能夠輕易動搖的。2006年，在住房的消費信貸、

　　2006年擴大內需的一個新動向是所謂的“新農村運動”，主要是擴大政府對于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投資進而激發農村市場消費。

　　除了“新農村運動”這樣通過擴大政府投資來擴大內需的途徑，當前擴大內需的更為重要的取向是提高消費在整個經濟增長中的比重。在這方面，主流的觀點是將中國消費率偏低歸因于居民消費偏低。但我們最近完成的一個有關消費率和投資率的報告發現，中國消費率偏低有許多復雜原因，如“人口紅利”、經濟結構演變等，而從消費主體來看，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居民，而在于政府和企業。其中的關鍵是，在過去幾年GDP的收入分配中，國家的財政收入的增長非常大，每年都是兩位數，企業的利潤增長尤其是國有壟斷企業的利潤增長也非常高，而居民收入的增長持續低于GDP增長。老百姓收入增長不快，就沒有辦法去消費，而政府和企業增長的錢都用于投資，投資率當然居高不下。

　　非常遺憾的是，上一次擴大消費并未考慮這樣的細節，因此主要打了老百姓錢袋的主意，讓老百姓不得不在住房、教育、醫療上掏更多的錢，加大了老百姓的消費壓力，增加了百姓的煩惱，導致一部分百姓對改革信心的下降。

　　當前，重提擴大內需，人們容易想到的還是政府增加投資以及百姓增加消費。其實，中國政府的直接投資以及間接支持所形成的投資在全世界已是最高，但效率卻不高，繼續擴張需要格外慎重。相比于政府在投資上的饑渴，政府其實更應該將相當一部分的錢用于擴大消費，比如說發展公共教育、公共醫療和社會保障，這相當于替老百姓掏錢進行消費。政府如果能夠很好地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消費，就既可以直接擴大在整個消費中的比重，又有利于穩定居民的民心，使得他們更加敢于去花錢，還能夠改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應，緩解當前突出的社會矛盾。

　　在企業層面，政府還應當鼓勵企業更多的“未分配利潤”用于消費，而不是將其統統都用于投資，比如建立企業員工的附加商業保險，給職工更好的福利分配等。這些措施將提高消費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改進當前繃得太緊的投資消費的結構關系。

　　綜上所述，當前政府重提擴大內需，首先應檢討自己，而不是將眼睛緊盯著老百姓的錢袋，避免上一次擴大內需所形成的“綜合癥”。

　　作者：趙曉(本刊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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