蹊蹺的內需不足社會觀察

　　孫立平 　

    紛至沓來的消息給我們傳達著這樣幾個信息：經濟在持續高速增長；消費的增長速度遠遠慢于經濟增長速度；銀行中積累的居民儲蓄已經高達14萬億；但同時內需嚴重不足，物價在低位徘徊；而大多數民眾則不斷感嘆生活負擔的沉重甚至生活的艱難。

　　目前為國人所關注的內需不足，就是發生在這樣一些因素所構成的基本背景之下。同時，也恰恰是在這樣的背景中，形成了我國內需不足的某些獨有特征。要解決當前的內需不足問題，需要對這些特征給予充分的關注和分析。

　　在目前的輿論中，雖然對這14萬億儲蓄積淀的原因和產生的影響，還有不同的看法，但在這點上似乎沒有分歧：14萬億是一個過大的數字，是造成內需不足的直接原因，應當從籠子里趕出來。其實，這個似乎沒有爭議的問題，恰恰是需要討論的。在《內需：擴大還是滿足？》一文中(見本報247-248期第44版)，我曾經指出，要謹慎對待這14萬億，因為這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人們的應急錢和保命錢，一味強調將這些錢趕出來，可能導致嚴重的后果。這確實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怎么看這個問題，涉及到將擴大內需的著力點放在什么地方，是趕儲蓄出籠，還是增加當期的收入。在此基礎上，我們再來概括地分析一下與上述所謂高儲蓄相聯系的一些社會現象，對這些現象的理解有助于增強我們對擴大內需問題的認識。

　　首先，是經濟快速增長與物價低迷并存。按照一些學者的看法，經濟快速增長與物價低迷并存是這一輪經濟增長的一個一貫性特征。在2000年之前開始實施的一系列治理通貨緊縮的措施，終于在2000年收到效果，這一年經濟增長速度突破“七上八下”的僵局，開始出現快速增長的勢頭。但人們也同時注意到，作為宏觀經濟景氣指標之一的物價卻回升乏力，長期處在低迷狀態。導致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盡管各說不一，但從大的方面來看不外兩條：一是從供給的角度看，林毅夫曾指出，我國從1998年以來絕大多數制造業部門生產能力嚴重過剩；二是從需求的角度看，則是需求明顯不足。城鎮消費需求增長乏力，農村市場啟而不動。在這一點上，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倒比一些學者說得更直截了當：收入增長緩慢造成物價低迷。比如，2005年，中國GDP在實現9.9%的增長時，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實際增長為9.6%，雖然增幅比上年提高了1.9個百分點，但仍低于經濟增長水平。農民的收入情況就更不樂觀。2005年，雖然我國糧食總產量比上年增產146億公斤(4840億公斤)，增長3.1%，但200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3255元)實際增長了6.2%，不僅遠低于GDP增長水平，其增幅還比上年回落了0.6個百分點。

　　其次，是物價低迷與負擔沉重并存。按照一般的道理，物價低迷雖然就經濟本身來說是一個問題，但在直接的日常生活中，人們卻可以享受到物價低迷帶來的好處，這就是生活負擔的減輕，因為低迷的物價意味著人們可以為同樣的消費品支付更少的貨幣。但實際上，在最近幾年中，人們卻沒有這樣的感覺，在物價低迷的時候，很多人感覺到了生活負擔的沉重。因為有幾類大宗且都要消費的商品價格呈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增長，比如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統計數據表明，在我國市場物價連續下降的同時，壟斷行業的價格卻居高不下，甚至是大幅度上漲。

　　在物價低迷的時候感受到生活負擔的沉重，只有兩種可能性：一是收入下降或是增長緩慢；另一種可能就是物價低迷的現象可能是假性的，即在統計上物價低迷的同時，生活中的物價是快速上升的。早在前年，就有人指出，日常生活中的通貨膨脹實際上已經發生幾年了，但它的表象是通貨緊縮。依據宏觀數據得出的結論與民眾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之間存在巨大反差，不是由于民眾的感覺錯了，而是由于宏觀數據的計量方法出現了問題。

　　第三，是生活負擔沉重與高儲蓄率并存。盡管14萬億的儲蓄平攤到13億人身上每個人的儲蓄額并不多，但這并不能否定我國經濟生活中高儲蓄現象的存在。1991年到2001年，我國居民儲蓄的年增速均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如2000年居民儲蓄年增速為7.9%,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為7.3%。從國際比較來看，根據世界銀行1994年統計，當時世界上國民總儲蓄率超過40%的只有新加坡(1992年為47%)，我國國民總儲蓄率高居世界第二位。甚至有學者認為，在我國存在一種“超儲蓄”，即儲蓄增量不僅來自于居民增收，還來自居民減少當前消費和投資。盡管東亞國家和地區都曾出現高儲蓄的現象，但同時應該看到我國高儲蓄現象形成的獨特原因，特別是要看到這種高儲蓄率是與生活負擔的沉重感并存的。從表面的邏輯看，既然生活負擔沉重就應當更多花錢減少儲蓄，或者說有較多的儲蓄就會減輕生活的負擔，但在我國目前情況下，這兩者恰恰是形成了一種合力。

　　在生活負擔沉重背景下發生的高儲蓄，無疑來自兩個重要的體制因素：一個是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一個是壟斷部門高企的物價。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05年社會藍皮書》中的調查顯示，子女教育費用、養老、住房排在居民總消費的前三位；而

　　第四，是高儲蓄與高負債并存。與高儲蓄現象形成鮮明反差的，就是近些年開始出現的居民高負債現象。根據中國社科院的一項統計，北京、上海兩大城市的居民，家庭整體負債率已經高于歐美家庭。具體來說，上海、北京兩地居民的整體家庭債務比例已經分別達到155%和122%，青島、杭州和深圳等中等城市的居民家庭債務比例也平均達到了90%左右。而在美國這樣的高收入國家，2003年的個人平均負債比例則只有115%。對于這組數據，我們至少要注意到兩點：一是如果將居民的債務考慮進去，目前的高儲蓄現象將會大打折扣，甚至使得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一種“消費疲軟”與“消費過度”并存的現象；二是儲蓄和負債的主體可能會有很大的不重疊。后一點的含義我們以后還會分析。

　　上面分析的“四個并存”現象，對于我們制定正確的啟動內需政策是有重要意義的。這些“并存”現象告訴我們，現在的高儲蓄和內需不足現象已經與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有很大不同。因此，我們更需要汲取1990年代中后期擴大內需的經驗教訓，不能將啟動內需的著力點更多放在通過削減福利、提高壟斷行業價格來趕儲蓄出籠上，而是要放在調整利益關系、增加國民當期收入和提高居民對未來穩定預期上。特別是要看到，東亞一些國家也都經歷了儲蓄率由高變低的過程，其中經歷經濟起飛的第一代人有著更強的儲蓄傾向，到第二代儲蓄傾向就會弱化。因此，高儲蓄的局面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就會發生變化。到那時，如果沒有利益關系的調整，沒有國民收入的實質性增加，沒有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將會帶來另外一些嚴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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