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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川
日前，零點調查與指標數據共同發布了《2005年中國居民生活質量指數研究報告》，結果顯示：教育花費成為城鄉居民致貧的首要原因，城市、小城鎮、農村的貧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窮是因為“家里有孩子要讀書”；貧困居民的第二大負擔是醫療費用，約有25%的貧困居民認為貧窮是因為“家里有病人”(新華網2月8日)。
不管是教育還是醫療，都被認為是國家應該提供的基本公共產品。教育和醫療之所以成為城鄉居民致貧的兩大首要原因，從根本上說是因為目前政府沒有提供充足的基本公共產品，只能依靠公民自己去購買。事實上，早就有學者指出，今天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就是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產品需求同公共產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
那么，為什么我國的公共產品不足？一個解釋是目前我們國家還不富裕，政府拿不出那么多的錢來為國民提供公共產品。這種說法似是而非。雖然我們當前還不是發達國家，但是比起改革以前來卻要富裕得多，可是為什么那時教育和醫療沒有成為城鄉居民的沉重負擔？再者，如果說政府確實囊中羞澀，為什么全國每年公車消費就高達3000億元人民幣？
公共產品提供不足，歸根到底還是缺乏對行政權力的問責機制。過去我們的政府是全能政府，掌握著幾乎全部的社會資源。我國改革的主導者是政府，而改革又是在沒有可靠的權力制約機制的情況下開展的。極強的政府管制以及不受制約的行政權力，必然導致社會資源的分配向政府部門自身傾斜———雖然這不符合社會公平原則，卻符合政府部門的自身利益。
政府是由納稅人供養的，其基本的責任就是為國民提供公共產品。對于任何一個社會來說，基本底線是讓國民能夠體面生活下去，讓他們的孩子能夠有書念，生病后有錢看病。可是由于缺乏對行政權力的問責機制，中國財政支出項目最容易膨脹的項目是行政公務支出和直接投資經濟建設，中國行政公務支出和直接投資經濟建設占財政總支出將近50%，而美國僅占17%。另一方面，社會保障、教育、醫療衛生等事關公民切身利益的部分，成為中國財政支出項目最不容易膨脹部分，只占財政總支出的25%，而美國則占75%。
這說明，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建立起對行政權力的問責機制，政府在分配社會資源的時候，它就不可能遵循效率原則(因為不是按市場規則分配)，也不可能遵循公平原則(因為沒有代表民意的問責機制)，而只會符合權力原則，只會追求自己的利益。
現代政府應該向民眾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這已經成為現代國家的共識。但是，僅僅呼吁國家加大對教育、醫療等公共領域的投入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對行政權力的問責機制，讓權力為民眾服務，而不是為自己服務。只有在建立起真正的問責制之后，才能把政府打造成責任政府。而惟有責任政府，才能真心為民眾著想，才能努力提供越來越多的服務于民眾的公共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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