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的后代仍舊是窮人 社會底層人群日趨定型

　　社會底層人群向“上”流動難　

　　學者稱，滿足這一群體發展需求要提供其就業保障及增加教育公平性

　　《瞭望》周刊刊載文章指出，社會底層的人群日趨定型，缺乏改變自己命運的渠道和機會，難以實現公正、合理、開放的向“上”流動。

　　“不是我沒有努力，而是窮人的孩子幾乎沒有改變命運的機會！”雖然才21歲，成都姑娘小陳卻已開始憤世嫉俗。自父親1995年因病去世后，她與母親相依為命，每月靠兩個人320元的低保金維持生活。2005年8月她在親戚的資助下從四川大學畢業后，卻在求職中四處碰壁，至今沒有找到工作。小陳一臉無奈地說，“也許改變我命運的最大可能只有中彩票……”。

　　文章說，小陳的遭遇折射出目前城市底層人群向“上”流動的困境。中國生活在城市底層的無業失業人員、低收入者、進城農民工等弱勢群體目前有定型化趨勢，富有者和貧困者的代際繼承效應明顯增強，一些底層人群因此出現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獲取更高社會經濟地位的苗頭。

　　代際繼承效應增強

　　文章稱，有關部門調查表明，不僅城市底層群體靠個人努力改變命運的難度加大，其子女通過教育、就業等正常渠道進入更高層次，比如

　　據成都市有關部門最新調查，在目前的公務員隊伍中，父母是“進城務工人員”的比例最小，僅占2.8%，父母是“普通職工”的占26%，而父母是“公務員”的比例最高，達到33.3%；在目前的公務員隊伍中，希望子女“當公務員”的高達28%，希望子女“當普通職工”的僅1.5%，希望子女“當進城務工人員”的為零。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員胡光偉認為，當前中國教育的公平性失衡，是造成“代際繼承效應”增強的重要因素。調查顯示，教育支出已經占低保家庭消費支出的19%，僅次于食品支出。有40%的低保對象認為當前生活最大的困難是“教育費用高，無力承擔”。

　　城市底層人群相對“凝固”

　　低保是針對城市貧困人口的新型社會救濟制度，目前基本涵蓋了城市最底層的居民。雖然享受低保的人數是動態的，但“低保戶”的人員構成卻日趨穩定，成為一個相對“凝固”的群體。

　　文章指出，就業難是造成“低保戶”的構成趨于定型的重要原因。成都、重慶、西安等地的街道社區干部普遍認為，如果沒有比較充分而穩定的就業，“低保戶”將無法改變吃低保的命運。

　　文章說，與“低保戶”相比，農民工是一直處在城市最底層的群體。他們缺乏保障，只要能夠找錢，任何臟、累、苦、險的活都愿意干，由于戶籍、就業、社會保障等制度障礙的存在，他們要上升為“城市人”的渠道更少，難度更大。

　　心理失衡易出現極端苗頭

　　文章指出，由于通過正常渠道改變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困難重重，無業失業人員、低收入者和進城農民工等城市群體普遍對前途悲觀，甚至絕望。

　　文章說，生活的艱難，對前途的絕望，心理的嚴重失衡，使城市底層人群強烈地反作用于社會，出現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獲取更高社會經濟地位的苗頭。據成都、重慶、西安公安機關介紹，現在城市底層人群的犯罪率呈上升趨勢，主要是搶劫、盜竊等侵財類案件比較突出，其犯罪動機大多是“有錢就能生活得更好”，呈現出“犯罪為了錢——有了錢就揮霍——揮霍完了再犯罪”的惡性循環。

　　學者警告稱，在社會底層強烈渴望改變其經濟社會地位的沖動的背景下，如果正常的社會流動渠道變窄或被阻塞，將可能形成影響社會穩定的沖擊波，甚至成為孕育社會動蕩和暴力的土壤。

　　對策

　　解決須注重兩大問題

　　文章指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僅要保障底層人群的生存權利，更要為他們提供公平發展的機會，滿足他們向“上”流動的強烈發展訴求。

　　滿足發展需求首先要提供就業保障。城市低收入家庭大多由于家庭主要支撐者失業或無業而造成貧困。對低收入人群來說，一個人就業，就可以救活一家人。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員胡光偉認為，當前應打破城鄉就業分割格局，建立以完善勞動力市場、就業培訓、再就業援助、就業優惠扶持政策、目標責任考核體系為主要內容的城鄉一體的就業新體系。針對無業失業人員、進城農民工等人群文化偏低、年齡偏大、技能單一的特點，應多開發公益性的崗位，落實企業增加就業崗位、加強就業培訓的財稅、信貸等有關優惠政策。

　　滿足底層人群發展訴求的第二個重點是增加

　　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所長石英說，自古以來，教育就是社會底層向“上”流動最重要的機制。越是社會底層的群體對子女的教育越是重視，子女有希望，他們就不會絕望。從社會穩定的角度來講，國家也應該保證全社會義務教育資源享用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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