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致貧部門共識不能落后

　　零點調查發布了《2005年中國居民生活質量指數研究報告》。結果顯示：教育花費成為城鄉居民致貧的首要原因。(2月7日《中國青年報》)

　　調查算是新聞，但結果根本不能算是新聞。近些年來，在科教興國、教育脫貧、治貧先治愚等旗幟下，不少家庭卻幾乎變成了賭桌前忐忑不安的賭徒：送孩子上學仿佛成了一場押上全部家當的賭博，贏了或許“脫貧”，輸了注定雪上加霜。而在這場盛大的賭局中，失

敗者似乎比勝利者更多，教育的致貧功能好像比脫貧功能還強。

　　關于“教育致貧”，民間存在著廣泛的共識：現象是客觀存在且形勢嚴峻的，原因是教育收費超出了普通百姓特別是廣大低收入群體的承受能力，關鍵的解決之道是政府承擔更多的責任、實現教育公共屬性的回歸。圍繞“教育致貧”問題的討論、研究更是一年多過一年，來自于專家學者和普通百姓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

　　然而，政府主管部門則有另一種聲音。張保慶無疑是目前公認最能說真話的官員之一，但即使是他也從未在“教育致貧”問題上與公眾達成過一致。在教育部2005年第11次新聞發布會上，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張保慶談到了“教育致貧”，他說：“這句話有一點道理……家里一下供四五個大學生，當然會窮了……讓孩子都上大學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須要量力……中國的國情就是如此。不能把這樣的事歸結為國家和政府的過錯，更不能隨便說成是上學致貧。”在他看來，“教育致貧”只存在于大學教育領域，源于供養孩子過多，并非由于政府公共管理存在錯漏———這顯然與民間共識不同。由此可見，對于“教育致貧”問題，教育主管部門的認識與民間共識明顯存在差異。

　　民間共識早早形成，而部門共識卻姍姍來遲。民間共識與部門共識之間有時差，這幾乎成為一個定律，而并非“教育致貧”的專利。比如，

　　民間依據親身感受，痛了就要喊痛，爽了就要叫爽；但主管部門就復雜得多，信息管道上存在無數個“把關人”，決策體系內交織著無數條利益鏈。因此，對于同一個問題，共識上難免出現時差。只不過，由于政府還擔當著解決問題的責任，認識上的時差必然導致措施上的遲滯。在等待部門共識到來的漫長過程中，公眾將承擔巨大的成本。

　　人們尋找過許多縮小時差的方法，民主決策或許是最好的辦法。政府主管部門能否實現與民意的無縫對接和良好互動，決定著時差的幅度。如果目前的“時差”一如既往地保持下去，公眾將無法擺脫“上不起學、看不起病”等痛楚的長期煎熬。

　　【視點縱深】

　　公共產品為什么不足

　　教育被認為是國家應該提供的基本公共產品，它之所以成為城鄉居民致貧的首要原因，是因為目前政府沒有提供充足的基本公共產品，只能依靠公民自己去購買。

　　那么，為什么我國的公共產品不足？一個解釋是目前我們國家還不富，政府拿不出那么多錢，這種說法似是而非。雖然我們還不是發達國家，但比起改革前來卻要富裕得多，為什么那時教育和醫療沒有成為沉重負擔？如果說政府確實囊中羞澀，為什么全國每年公車消費就高達3000億元，比教育和醫療經費加起來還多？

　　公共產品提供不足，歸根到底還是缺乏對行政權力的問責機制。過去我們的政府是全能政府，掌握著幾乎全部的社會資源。不受制約的行政權力，必然導致社會資源分配向政府部門自身傾斜。

　　由于缺乏對行政權力的問責機制，中國財政支出最易膨脹的項目是公務支出和直接投資經濟建設，社保、教育、醫療等事關公民切身利益的項目，卻成為最薄弱的部分。僅僅呼吁國家加大對教育、醫療的投入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對行政權的問責機制。只有在建立起真正的問責制之后，才能把政府打造成責任政府，唯有責任政府，才會有動力提供越來越多的公共產品。(馬國川 北京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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