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離創新型國家有多遠

　　本報記者 馬暉

　　·編者按·

　　“創新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核心。”1912年，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系統地研究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第一次提出創新概念。

　　進入20世紀以來，一種有別于傳統的“資源型”、“依附型”的國家發展新戰略亮相：以科技創新為發展之本，依靠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形成強大的競爭優勢，這樣的國家被稱做“創新型國家”。

　　今年的科技大會提出，中國未來15年科技發展的目標是，2020年建成創新型國家，使科技發展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有力支撐。“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指出，到2020年，中國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要提高到60%左右，研發投入占GDP比重要提高到2.5%。

　　其實，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一些發達國家已經逐漸意識到，綜合國力的競爭已集中到創新領域，并以科技創新的成果轉化以及高新技術產業化為公認競爭的關鍵。因此，各國政府紛紛制定新的創新政策，走創新型發展之路。

　　本專題從世界公認的約20個創新型國家中抽取有代表性的5個(美國、英國、愛爾蘭、芬蘭、以色列)，剖析它們各具特色的創新發展路徑及其影響，以及在這些路徑選擇過程中，該國的政治經濟發展狀況，為我國走創新型國家的發展道路提供有益的借鑒。

　　北京報道

　　1996年早春，北京中關村南大門零公里處豎起了一塊碩大的廣告牌：“中國人離信息

　　十年之后，中國鄭重向世界宣布：要在2020年步入“創新型國家”的行列。對于科技創新的膜拜，已由一個企業的行為上升為一個國家的沖動。

　　這一次，中國的路要走多遠？

　　用15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

　　這個曾有過火藥、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四大發明的文明古國，如今處境尷尬。

　　“目前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還不能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關鍵技術自主研發比例低，發明專利少，科技成果轉化滯后，尖子人才比較缺乏，同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 在不久前舉行的第四次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向與會的代表“亮了家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項統計數據，印證了總理的說法：有“世界工廠”之稱的中國，其制造業經濟總量占全球的6%，而研發投入只占全球的0.3%。在制造技術領域，中國的專利發明數只有美國、日本的三十分之一，只有韓國的四十分之一。

　　提高創新能力，真正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重大政策選擇。

　　作為指導未來15年我國科技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在《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中，對我國進入新世紀新階段的科學技術發展進行了首次全面規劃，以一種罕見的口吻高調提出：“到2020年，中國將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

　　具體而言：全社會研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研發人員達到200萬/人年以上；對外技術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國際科學論文被引用數進入世界前5位；本國人專利年度授權量達到6萬件，進入世界前3位。

　　“既要瞄準趨勢，又要考慮國情。”一直跟蹤國際科技發展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陳劍用十二個字來歸納中國在努力成為創新型國家時所要秉承的發展思路，“選準突破口和主攻方向，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創新之路，很重要。”

　　陳所在的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是專門負責跟蹤世界科技發展動態的專業研究機構。陳劍本人則承擔著《自主創新與國家安全》的國家研究課題。在今年召開的全國科技大會上，該所提交的《世界前沿科技發展報告》，為四個提交大會報告中的一個，主要內容是描述世界科技發展態勢，被陳稱為“高級科普讀物”。

　　據陳介紹，從世界科技發展現狀來看，現代前沿科技依領域劃分可分為信息技術、生物技術、航天技術、航空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與先進制造業技術等七大部分。傳統意義上的世界科技強國，一般在七大領域都全面出擊，取得了全方位的領先地位，如美、英、法、德等國；而后發國家則多選擇在某一主導領域集中力量進行突破，如芬蘭的信息技術，韓國的先進制造業。

　　陳劍表示：我國目前的狀況是，原始創新少、國家科技研發投資不夠、高精尖人才缺乏，因此“學不了美國，難以全面超越”，科技領域更多的還只能是一個吸收再創新的過程，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精力還應當集中于集成創新與再創新上。

　　同時，由于中國是一個地區性政治大國，有著獨特的國家戰略利益考慮，因此，陳劍建議：我國政府在前沿技術上所作的戰略性投入要有別于新加坡等后發小國，在基礎性學科領域、事關國家安全的關鍵科技領域要“舍得投入”。

　　科技體制改革原動力

　　據國研中心的統計，創新型國家中企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美、日、歐等發達國家，企業從事的R&D及資助的R&D占全國R&D的比例均達60%以上，有的甚至高達70%以上。在某種程度上，企業成為了國家創新的“主力軍”。

　　而政府的作用則是給出一個好的制度，鼓勵社會對成長能力強的企業進行投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技術經濟研究部主任郭勵弘表示，“要讓市場在科技創新的資源配置中起到一個主體的地位。”

　　早在1993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里查德·納爾遜聯合20多名有關學者和專家，開展了一項名為“國家創新體系比較”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國家的基礎設施、法律、金融機構、財政政策、貿易政策和宏觀經濟環境將主要影響創新活動，而且這是長時期的。”

　　美國高科技發展之所以長期雄霸天下，一些針對企業的良性激勵制度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1981年，里根政府為刺激嚴重衰退的經濟復興，推行以刺激供給、調動企業積極性為主要目標的經濟政策，出臺了《經濟復興稅法》。該法案通過設立專項稅收信貸資金，對企業的研究開發支出、技術改造設備投資等活動實行稅收優惠，鼓勵企業投資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工廠和購買提高生產效率的機器設備。

　　根據法案規定：企業可將研究開發支出直接作為可扣除費用予以抵扣，而不作為資本性支出；當年研究開發支出超過前3年平均值的，對其增加部分予以25% 的稅收抵免；若企業當年未盈利，或無應納所得稅額，則允許減免額和費用扣除向前結轉3年，向后結轉7年，其中費用扣除順延最長可達15年。

　　“這樣的稅收優惠與我國的稅收理念有著根本的不同，并不針對某個特定產業，稅收激勵主要表現為鼓勵研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技術經濟研究部主任郭勵弘說。

　　政府采購也是政府支持企業技術創新的重要政策手段。有研究顯示，美國政府采購在CAD、半導體、集成電路等領域所起的作用，要比政府的R&D資助大得多。

　　而對于處于轉軌期的中國，制度欠缺的嚴重性和制度建設的艱巨性，都是顯而易見的。

　　在郭勵弘看來，中國未來將要面臨的任務，是要在傳統產業大量體制性障礙未獲清除的情況下，建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制度保障；在常規投資嚴重失序的背景下，建立風險投資的機制；在一般性資本市場遠遠未臻規范的條件下，建立針對創業資本的市場環境。

　　他表示：改革所帶來的技術進步，要比單純的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技術進步顯著的多。郭認為，從根本上講“創新國家也就是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只要給出一個好的制度，社會自然會對成長能力強的企業進行投資，科技創新能力自然會“水漲船高”。

　　國務院不久前公布的《實施〈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的若干配套政策》，從財稅金融政策、產業政策、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政策與

　　而據陳劍介紹，在剛剛落幕的全國科技大會上，發改委、財政部等“實權部門”都被請去，相信改革配套措施將在不久的將來陸續推出。

　　中國離創新型國家有多遠？答案或許就在這一項又一項的改革舉措當中。

　　·鏈接· 創新型國家速寫

　　首先，科技創新成為促進國家發展的主導戰略，創新綜合指數明顯高于其他國家，科技進步貢獻率一般在70%以上。

　　其次，創新資金投入達到了一定的標準。目前的創新型國家，研究與發展(R&D)資金投入占GDP總值的比重都在2%以上。以2002年為例，日本和美國的R&D投入分別占其GDP的3.35%和2.79%，瑞典和芬蘭也都超過了3%。根據世界銀行統計，在全球R&D投入中，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占86%；在國際技術貿易收支方面，高收入國家獲得全球技術轉讓和許可收入的98%。

　　第三，具有很強的自我創新能力。目前的創新型國家，對引進技術的依存度均在30%以下。例如韓國通過自主創新，用10年左右實現了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

　　最后，則是創新產出高。這些國家的高技術產業是制造業產品貿易的主體，服務業向高端迅猛發展。美國、愛爾蘭、英國和韓國制造業出口尤其具有技術密集的特征。據世界銀行統計，2004年全世界GDP總值40.11萬億美元，美國為11.75萬億美元，不足世界人口5%的美國創造了世界GDP總值的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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