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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承認資本市場的價值一樣大方承認企業家人力資本的價值，并在市場上加以適當體現，這是避免中國企業家身陷險境的惟一辦法
因為鄭俊懷的上訴，原伊利高管挪用國債資金、變相MBO案件塵埃落定尚需時日。但從顧雛軍、張海、趙新先、唐萬新、鄭俊懷一個個走上被告席，事實已經顯示，一場遲到的市場秩序整頓風暴正在來臨，從民企刮到國企，從實業界刮到資本市場，其深度廣度，恰與中
國目前市場改革的深入程度相匹配。這反過來說明，像三 九與德隆當初那樣的膨脹，并非基于規范市場下的良性發展，而是一種失范的惡性膨脹。
面對市場初生階段層出不窮的違法違規行為，大多贊同用嚴刑峻法加以整治。但是，如果不是看不見的手在背后發揮作用，我們很難解釋為什么趙新先、顧雛軍等人的長期明顯違規行為，何以非得等到今天來集中懲處。對于這些企業的后續處置基本上也是基于行政指令，伊利、三 九等無不如此。放眼望去，何止這幾個公司幾個人，對于國企改革路線的設置，對于券商的重組、托管等，在在體現了行政的意志。因此，某種認為此番“民退國進”是市場主導的陽光操作的觀點未免過于樂觀，也忽視了這一風暴對于企業家的“非制度性生存”的尷尬處境并未有根本性改進的事實。
在2006年的第一個工作日，證監會公布了《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試行)，允許上市公司對企業家進行股權激勵，這應該是政府出資人代表以對高管業績考核的方式向市場化標準靠攏，給企業家的人力資源價值體現開了一道側門。但是，應該指出，這一做法使得期權激勵的合法性來源并非源于市場邏輯本身，而在于政府的許可。既然如此，激勵的標準就不會是徹底市場化的，《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第十二條對于上市公司全部有效的股權激勵計劃所涉及的標的股票總數和任何一名激勵對象通過全部有效的股權激勵計劃獲授的本公司股票數有明確規定。
不經過企業管理者與股東、市場的充分博弈達不成均衡價，很難說管理者持有公司1%的期權是過高還是過低，這不僅給期權質疑者落下了口實，管理層也未必會對此心懷感激。在鄭俊懷之后，誰能保證不再出現認為自己的價值得不到市場公正體現而心懷怨懟的李俊懷、王俊懷呢？
行政主導下的企業表面上可以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機制，甚至在外部董事數量等細節問題上完全與國際市場接軌，但企業管理層向政府與股東的雙頭負責制，牽住了企業的牛鼻子，使管理者無法按照自身與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行事。
經濟學家楊小凱曾對沃森著名的論斷“后發劣勢”深表認可。它是指，經濟發展中的后起者往往用技術模仿來代替制度模仿，因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術更痛苦，更觸痛既得利益。這種用技術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策略，短期效果不差，但長期代價極高。應該補充一句，形似實非的模仿也很難達到制度更新的效果。
市場的規范化不等于行政接盤市場，對于這點應該保持足夠的警醒，因為我們的路徑依賴決定了對于市場的批判很容易滑到行政管制的老路。不管公眾利益代言人的搶奪如何激烈，不管有多少人在這場國企的爭奪戰中存在多少種目的，事實是，改革的馬車既已上路，就會按自有習性前進，政府需要做的只是在道路兩旁樹立邊界，驅使驊騮在許可的范圍內縱橫馳騁。
市場經濟要發展，遲早要讓企業家從非制度性生存的尷尬處境中解脫，像承認資本市場價值一樣大方承認企業家人力資本價值，并在市場上加以適當體現。這是避免中國企業家身陷險境的惟一辦法。
(葉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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