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文：著名企業家出事入獄出現第二個高峰期

　　10年之后，這一批企業家是不是仍舊絆倒在了同一塊石頭上？

　　文/牛文文

　　2006年的春節，他們看來是要在獄中或看守所度過了。

　　鄭俊懷，春節前一個月被判6年，在內蒙某地開始服刑；唐萬新，在被捕一年后開庭受審，春節估計得在武漢的看守所過了；黃宏生，在創維終于復牌幾天后再次在香港地區法院開庭審理；趙新先，“平安”退休半年后終究未免被捕，不知在何處關押；陳久霖，一年多來一直被羈絆在新加坡，案情仍在審理中；顧雛軍，半年前被捕。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褚時健、禹作敏、牟其中這三個標志性企業家相繼入獄以后，這可能是近十年來著名企業家出事入獄的第二個高峰期。

　　那個時代，企業家，或者說開始學做企業的人，像筍尖剛從板結的土里冒出頭來，被社會當成懂管理的“能人”、“致富帶頭人”，一片春風得意。但畢竟是剛出土，把持不住自己，很快就得意過頭了，把自己和社會在蜜月期里的感覺長期化，于是碰上了社會的硬邊界。褚時健、禹作敏、牟其中作為新生的企業家群體的三個方面的代表人物，分別受到一個警告：作為國有企業的負責人，即便企業是你白手創建的，即便功勞再大，也只能等國家給你論功行賞，怕等不到也只能“提前拐大彎”系統想辦法，決不能走近路自己直接拿——這是褚時健的教訓；作為鄉鎮企業家，不管國家給你多少榮譽，也不能“輕國法而小官員”，把企業搞成自己家的“土圩子”尋找“土皇帝”的感覺——這是禹作敏的教訓；作為民營企業家，把國家燒了99度燒不開的水再燒1度，是本領，但總想著找國家的99度而不去練自己的那1度內功，最后那99度到手了也會燙手——這是牟其中的教訓。企業家的激勵權在誰手上？企業與公權力的邊界在哪里？企業家能力與所占用社會資源量的合適配比是多大？第一代企業家用失足入獄的代價，給后輩們探索出了趟過商業之河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幾塊石頭。

　　10年之后，這一批企業家是不是仍舊絆倒在了同一塊石頭上？

　　唐萬新、顧雛軍、趙新先，經常被稱作“整合者”。整合是21世紀頭幾年中國企業界的顯學，整合者們有個洋名叫“中國摩根”(《尋找中國摩根》，《中國企業家》2001年第11期)，整合必然要通過資本運作不斷并購企業來實現，美國20世紀初的產業整合就主要是由銀行家摩根應用金融手段強力完成的，所以那個時代在產業史上又被稱作“摩根時代”。但中國著名的整合者都不是實力雄厚的金融家，于是他們的整合看上去就像不停地運作和整合別人的資本(國有銀行或小股民)。最后，行業還沒整合好，整合者自己一個個先倒下了。趙新先如此，唐萬新如此，顧雛軍如此，陳久霖雖然用的是衍生金融工具而且運作到了新加坡，但也是如此。

　　整合者倒在哪里？說到底，還是倒在“企業家能力與所占據社會資源量的配比不適當”這塊老石頭上。

　　鄭俊懷和褚時健的“石頭”，也看不出有什么實質區別。要說有區別，鄭所圖更大，是MBO或者是管理者持股，可是卻沒有“提前拐大彎”，而想用最省事的方式來做最復雜的事。鄭俊懷這批至今尚未確定自己與所創建企業關聯度的創始人，《中國企業家》形容他們是“最后一群莫希干人”，“所有印第安部落的人民，就像他們故土林木上的綠葉在刺骨的嚴寒侵入下紛紛墜地一樣，日益消亡，看來這已成為落到他們頭上的不可避免的命運。”

　　黃宏生的“石頭”，最有價值。他創造了20多年來罕見的一個孤例：一家民營企業，創始人被拘脫離企業，而企業竟然竭力保持了正常運轉，而且能夠在企業家之罪還沒有個說法之前就成功復牌交易！企業家被抓，企業往往很快土崩瓦解，樹倒猢猻散，幾乎是中國企業界的通例。現在，不單是創維，在德隆、三九、科龍等事件中，也開始出現拯救、重組的努力。把企業家犯罪與企業存續分開來，這是一個商業社會逐漸走向成熟的標志，值得慶賀。

　　還有一個悄悄的變化：對企業家的量刑好像在變輕。老鄭是6年，估計其他幾個人也不會太重，起碼不會像當年的褚時健、禹作敏、牟其中，全部是無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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