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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林林／文
數日前，新華社發了條通稿：國家發改委下發緊急通知，嚴厲批評10省市關閉和吊證的礦井數量不足計劃的三分之一。而福建計劃關閉的30個礦井至去年底一個都未關閉。
次日一大早，筆者從網上看到了這條新聞，但見湖南被排在挨批的10省市首位。上
午10時許，翻開當地報紙一看，在《三湘都市報》、《長沙晚報》等省會主流媒體上，居然找不到新華社這條稿子。倒是影響力十分有限的《當代商報》在A11版頭條位置刊登了這一600余字的消息。不過，其中“湖南”二字被刪除。作為一名新聞從業人員，我頓時覺得十分驚詫：怎么可以如此對待新華社發布的這類重大時政新聞稿呢？
眾所周知，湖南是礦難頻發省市之一。現在使用頻率極高的“官煤勾結”便出自2004年8月24日中青報記者對婁底市委書記蔡立峰的一篇專訪。盡管一年多來，湖南相關部門在整治“官煤勾結”和關閉非法煤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國家發改委仍將其列在點名批評的省市之首，肯定是言之有據，有所考慮的。按說，當地媒體及時采用新華社這一通稿，讓公眾在第一時間知曉中央部委對湖南工作的批評，既是大眾媒體義不容辭的職責，更是政務公開、尊重公眾知情權的有效途徑。然而，誰會想到眾媒體在版面中對此不置一詞。
之所以如此，依我揣度，原因可能有三。
其一，湖南正在召開“兩會”，上面要求在此期間以正面報道為主。這當然不錯。但有些同志由于理解上的偏差，整天盤算的是如何營造鶯歌燕舞的氣氛，怎樣盡量不給“兩會”添亂。在他們看來，即便是國家權威通訊社涉及當地政府的“負面”電傳稿，棄之不用總比原文照登要穩妥得多，于是“英雄所見略同”地沒把傳遞國家發改委聲音的新華社通稿當回事。
其二，還有一種可能是，當地相關部門主政官員獲知挨批的消息后，深恐自己因此在“兩會”期間被代表、委員弄得下不了臺，于是立馬暗中展開“公關”活動，甚至不惜挾天子以令諸侯，運用強制性行政手段，直接或間接地迫使媒體不得采用新華社傳發的批評性稿件。
其三，有關部門自立章法。前不久，到外地參加一個有近百家國內媒體高管與會的大型活動，聽說有的省市宣傳部公開宣稱，凡是本地發生的突發性公共事件，報紙、電臺、電視臺只準用省市宣傳部電傳的新聞專稿，連新華社對同一事件的報道也不得轉發。違者，輕則將挨批評，重則將吃黃牌。湖南有沒有類似規定？暫沒聽說。新聞主管部門一直張弛有序，比較開明。但好幾家日報不約而同地不用有關批評當地政府的新華社通稿，個中緣由興許比人們想像的要稍微復雜一些。
新華社是黨和國家的喉舌，它發布的新聞具有極高的權威性與公信力。特別是其中一些事關國計民生的批評性稿件，絕大部分既體現國家意志又凸顯殷殷民意。因此筆者以為，任何地方媒體和官員都無權對這類稿件進行為我所用的刪改，更不能漠視公眾獲取公共信息的正當權利，毫無道理地對相關新聞資源進行“冷處理”。何況，在傳媒、信息產業極其發達的今天，這樣做無異于掩耳盜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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