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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飛／文
北京市人代會近日收到一份轉交的朝陽區區人大代表建議，該建議提出，應對在京居住兩年以下的外地人員征收商品房稅。
———《新京報》
在公民遷移自由觀念漸入人心的今天，提出這樣明顯“排外”的議案，定然無法博得輿論的好評。在現行的稅收制度規范下，這樣的議案與法律沖突，得到通過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不過，這條議案背后凝聚的傳統思維模式還是非常值得反思。
該議案的提出者說：“北京本來就不是誰想來就來的，你說美國的哈佛大學，誰想進就進嗎？我們現在說平等，說以人為本，但來北京定居是需要門檻的，不然誰都可以來了。”以“哈佛大學”喻“北京”，恰恰透露出一切“進京準入門檻論”者的思維定式———北京只有“精英”才來得。這種“精英論”認為，只要是非北京戶口，除非是出類拔萃的人才，才可能夠獲得定居“天子腳下”的資格。在“精英論”的支配下，決策者始終以挑剔的眼神看待外來者，只有對財富精英、知識精英才網開一面。
值得警惕的是，在“門檻”政策日益遭到批判的今天，“精英論”正悄然發生著變異。在某些時候，“精英論”又以“有用論”的姿態登場，并且極容易贏得掌聲與喝彩。越來越多的人呼吁放松對外來進京人口的限制，但理由是外來人口給北京帶來了智慧、資金、廉價的勞動力，是外來人口緩解了城市人口老齡化危機，是外來人口優化了城市的產業分工……總之，降低“門檻”的原因是外來人口對北京“有用”。
“精英論”也好，“有用論”也罷，傳遞的都是同一種信息：“北京不是誰想來就來的”，除非你能給這個城市帶來足夠的好處。在這種傳統思維模式之下，人不過是服務于城市或服務于另一些人的工具；這樣的觀念是對“以人為本”的最大悖逆。
我們總是要無數次重申同一個道理：選擇到哪個城市工作生活，是公民個人的權利。這種權利不能因出生地點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從權利的視角看，誰想來北京都可以來。當然，權利上的平等并不意味著能力上的平等，北京想進就可以進，但“定居”的確需要“門檻”。只不過，這道“門檻”不應該是公共權力制造的“權利門檻”，而應當是市場機制造就的“能力門檻”。
人們之所以涌入城市，乃是因為城市里蘊藏著農村所沒有的各類稀缺資源。在人口流動過程中，充滿著外來人和本地人對稀缺資源的競爭。在自由競爭公平交易的市場機制作用下，競爭者的個人能力是決定競爭結果的最主要因素。“進入北京”是每個公民的權利，但并非每個想“定居北京”的公民都具備定居的能力。“長安大、居不易”，在就業機會、生活成本等多種約束條件下，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會選擇最合適定居北京的人。
事實上，我們一直是站在不公平的起點上討論人口流動問題。戶籍制度已經造就了“權利門檻”，而社會經濟發展、區域差異也制造出了“能力門檻”。當兩個“門檻”并存且相互交織的時候，公平就距離我們越來越遠；更何況，兩種“門檻”都僅指向一個群體(外來人)。
哈佛大學人人可以報考，但并非人人都有能力考得上。北京人人都有權利定居，但并非人人都有能力定居。政府的職責所在，應當是盡可能打破“權利門檻”，實現機會均等；同時充分發揮“能力門檻”的作用，以規則平等保障結果的公平公正。在未來理想的狀態中，“能力門檻”面前，無論是北京人還是外地人一律平等，大家在平等的規則下共同競爭，誰有能力誰就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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