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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5億資產的溫商南民成為精英群體“過勞死”的最新個例。1月24日的《東方早報》詳細披露了南民積勞成疾，年僅37歲就英年早逝的詳情，報道中形容南民生前經常的工作狀態是“一邊是快餐，一邊打手機，一邊接電話”。報道還鏈接了近來精英群體過勞死的案例，其中包括均瑤集團董事長王均瑤、愛立信中國有限公司總裁楊邁、畫家陳逸飛等知名人物，“精英群體過勞現象亟待引起重視”是這組報道發出的呼吁。
每當企業家、知識分子、藝術家等精英群體有人英年早逝，總會激起媒體一波反思“精英階層過勞現象”的熱潮。輿論關注精英群體過勞現象無可厚非，但問題是，媒體是不是就應該把關注“過勞死”的目光全部投注在精英群體身上呢？除了精英群體之外，“過勞死”的現象還普遍存在于出租車司機、普通教師、外來民工、甚至一生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身上，他們的“過勞死”乃至生活狀態，媒體有沒有俯下身去關注呢？
一位農民，他或許為了給孩子湊足學費終年勞累；一位外來務工者，他或許為了能在家鄉蓋個房子在城市里干著最臟最累的活；一位置身于三尺講臺的普通教師，他或許為了不耽誤孩子們的學習而帶病堅持上課……這樣的事情每天都在我們身邊發生，他們也會像精英群體一樣積勞成疾乃至英年早逝，但他們沒有那么有名、沒有足以吸引媒體眼光的要素，所以，他們的去世，在媒體上最多只是一條小小的社會新聞甚至根本就是無聲無息。精英群體的過勞死，以及媒體的大規模報道，往往會推動社會對精英群體“定期體檢”等行為干預升級，但“過勞死”現象的輿論關懷，很多時候卻會把外來工、農民這些社會基層群體遺忘，這種現象，絕對不是一種健康的輿論心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基層群體比精英群體更需要輿論對他們的生存現狀進行關注。
媒體的報道往往會推動制度的完善，會促進一個群體的保障機制建立。記得前段時間《現代快報》曾連續報道了南京兩名出租車司機“過勞死”的案例。報道在閃現媒體草根情懷的同時，還直接促使管理部門著手建立出租車司機強制定期體檢制度。關注基層社會群體的生存狀態，為他們的權益鼓與呼，這才是一個有責任感的媒體應有的表現。
在關注精英群體“過勞”的同時，請更多關注那些同樣“過勞”的基層群體，這應該是一個社會、一家媒體的良知所在。(古今江蘇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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