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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周刊》評論員
一段時間以來，關于溫州“炒煤團”之報道不時見諸報端。這些長篇累牘但又淺嘗輒止的文章，揭開了一個個黑洞洞的井口，而其內里究竟何如，卻也依然深不見底。
這是一個雖反常但必然的局面。即使是在最基本事實的掌握上，有說法稱溫州煤商
控制了山西省60%的中小煤礦，煤炭年產量8000萬噸，占山西省煤炭年總產量的1/5，全國的1/20；而浙江、溫州兩級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及浙江富興電力燃料公司共同完成的調研報告則顯示，在山西投資興辦煤礦的溫州民營煤礦年產量只有2000多萬噸。無須細數，類似這樣各執一詞天差地別的分端比比皆是。從根本上說，在煤炭采掘這類官商不分、令出多門、利益糾纏難分難解的領域中，信息的傳達往往是失真的，基于信息的判斷往往是片面的，經判斷而來的規制往往是低效的。
譬如說，生死攸關于“炒煤團”命運的政策主張主要有兩條：其一，以山西長治為典型的、以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為由頭的大規模整治清剿行動；其二，浙江省政府近日發布2006年“一號文件”，明確規定凡是法律法規沒有明確禁入的行業和領域，非公資本都可以進入。乍看之下，兩者不僅不矛盾，而且足可相互配套，但在實際運行中，其間的空白點又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溫州資本跨省投資這一再平常不過的現象，必須再次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
綱不舉則目不張。根據已有的較無爭議的資料，我們對“炒煤團”的關注最后落腳在以下兩點：
首先，從“炒房團”到“炒車團”再到“炒煤團”，急于尋求利益回報的溫州資本一次次站到了公眾評判的風尖浪口，就某種程度而言，這種惘顧公共利益而一味見縫就鉆的取向，也確實顯著表現為市場失靈之痼疾。而問題則在于，就在溫州炒家四處游走的背后，顯然存在著對于民營資本過于嚴格乃至歧視性的投融資限制。出于資本逐利的天性，倘若政府不能對其實行有效的疏導、引導，則必然陷于被動的、事后的、四處撲火式的疲于應對中，更逞論合理運用更具經濟人理性的民營資本服務于經濟體效率提升的長遠大計了。
其次，不同于“炒房”、“炒車”，“炒煤”所進入的領域是高度管制下的，仰仗的手段是非炒賣型的，面臨的調控手段是非市場化的，它所帶出的對于制度缺陷的拷問更深刻地烙有轉軌中的中國特色。眼下，對于溫州“炒煤團”的指摘很容易集中到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等正義公理上來，對其一關了事更是足慰人心立竿見影之舉手之勞。我們且不論山西、云南等地(其實也包括浙江)的做法是否有地方保護主義的嫌疑，最起碼，如同“炒煤團”之所以能夠發展壯大一樣，這種做法仍然暗示著諾斯悖論的發生，即，一旦政府具有了過分強大的力量，那么，那些管理該政府的人便會利用這種力量來謀取自身的利益，而以犧牲社會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很難想象，在這個充滿不確定因素、尋租求租難以杜絕的市場中，新的經營者、監管者能夠自覺契合于社會利益的最大化。
縱上所述，“炒煤團”現象的發生、興起、式微，它的生命軌跡中時時表現為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相互強化。這是一個典型的案例，而其根本性的破解之道，則如達格爾所指出，政府的權力應該是強大同時又被有效限定了的，從而使追求私利的沖動為著私利的目的不得不去做增進公共利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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