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

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1月21日 22:54 和訊網－《財經》雜志

　　胡舒立

　　日本經濟“失去的十年”之原因，及其近來的成功治療，足以為鑒

　　隨著2005年下半年日本經濟復蘇，至少有兩個問題引起海內外業界高度關注：其一，日本經濟重振對世界及亞洲經濟的影響；其二，日本經濟過去十余年沉浮的經驗教訓。

　　第一個問題相對簡明。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復蘇對全球經濟的正面意味是顯著的。至于日本“失去的十年”有哪些經驗教訓，對中國最有啟迪之處，我們以為應當集中于對制度轉軌的理解。

　　經濟學家們說得很清楚，日本的經濟衰退不是周期性，而是結構性的；結構性改革的艱難，造成了日本經濟復蘇的遲滯。日本總務兼

郵政改革大臣竹中平藏在接受《財經》采訪時也承認，日本上世紀90年代的潛在經濟增長率應該達到2%-3%，實際經濟增長率僅為1%。日本沒有遭遇東南亞或者韓國那樣暴烈的經濟危機，因而沒有迫在眉睫的壓力，也就沒有改革的動力，于是在停滯中一呆就是15年(參見本期《財經》“封面文章”)。

　　日本的產業-金融-政府政策一體化，造就了強大的社會利益集團，其原有的終身雇傭制也導致國民對傳統體制的依賴。因此，縱使“小政府”和進一步市場化對國家的長遠經濟發展更為有利，這種轉軌卻因為無法分攤成本而無法啟動。

　　拖延則意味著時機的喪失，日本為此付出的代價是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的泡沫滋長及其崩潰。企業過度依賴銀行信貸，在泡沫破裂時期導致銀行-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全面失衡，經濟增長水平持續滑坡。這種“不改革的成本”是可以量化的。根據芝加哥大學教授Kashyap的測算，自1992年起至改革前的2001年，日本銀行業累積

不良資產達83萬億日元，占當時GDP的16.5%，經歷年核銷仍有42萬億日元損失余額，占GDP的8%。如果結合政府金融機構損失約78萬億日元，金融體系損失余額大約為120萬億日元，相當于日本納稅人直接及或有承擔的損失占到了日本年度GDP的24%。

　　與中國的情況類似，日本銀行業也為國家的經濟增長起到了資源配置作用，并在不完善的銀企借貸關系中承擔了巨額成本。高負債、低利率導致日本諸多企業成為沒有自有資金的企業，同樣，銀行也因不良資產過高出現資本金的明顯不足。因此，把銀行轉變為自負盈虧的經營主體，也成為我們的亞洲鄰國改革的目標之一。

　　解決問題的答案是明確的：削減不良資產存量以改善經濟主體本身，進而革除銀行運行中的體制缺陷，實現市場配置金融資源的基礎性目標。在經歷了“失去的十年”之后，日本所理解和執行的是兩種改革——被動改革和主動改革：前者系處置不良資產，而后者的突破口是郵政改革。

　　郵政改革既意味著走向“小政府”的結構性改革，也意味著一家占據著國民儲蓄25%的“政策性銀行”脫離政府控制而回歸民間。日本所經歷的改革在外部觀察家看來十分漸進，頗有些“不知不覺”；而事實上，改革對于日本社會、企業和政府所產生的震蕩，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是可知可覺、強烈而且持久的。無論如何拖延，社會最終仍然需要付出改革的成本。

　　推進改革需要把握時機。日本經驗還表明，推進改革的關鍵，在于使市場形成一個正確的預期。在竹中平藏看來，這種預期形成其實是非常困難的，而日本政府能夠在2003年春對問題銀行注入資本金，恰是一個機會，由此形成了政策與市場之間的良性循環。一方面，預期的形成涉及改革當局的“聲譽”問題，具有良好財政和貨幣規則的政府往往容易獲得公眾對轉型的認同；另一方面，即使政府具有良好聲譽，改革方案必須向包括被改革者在內的全部利益相關體提供明確的利益預期和改革成本補償措施，由此降低社會利益沖突導致的轉型交易成本。

　　無疑，在穩定預期的基礎上，高增長及高儲蓄是轉型的最佳時機。中國和日本都有民間儲蓄傳統，高增長期間的高儲蓄，正可為金融機構利用負債資源解決即期財務困難提供充分手段，而事后通過重組可以逐步攤銷改革成本。然而，升平盛世之時，高增長的繁榮極易掩蓋因不良資產帶來的經濟病癥，諸多結構性問題不易引起關注；而一旦經濟增長下降，壞賬壓力速顯，各類問題積累，已經積重難返。日本就曾因此一再延誤改革。

　　前車之鑒，教訓深重。中國遠不如日本之發達，為避免“日本病”之災，更應珍惜今天的時機，推進改革絕不可貽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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