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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西省榆林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路志強近日在《陜西省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五年規劃》(草案)論證會上，系統闡述了其眼中的基層行政十大弊病，明確指出，由于沒有一個有效的監督機制，致使很多基層政府官員都在利用手中掌控的行政權、執法權“依法搞腐敗”(《法制日報》1月19日報道)。
“依法搞腐敗”，對于常聞“依法反腐敗”的公眾而言，也許尚屬新鮮詞匯，但理
解起來其實并不難，許多人對某些政府官員“依法搞腐敗”的手法甚至還曾見識并深有體會。誠如這位副市長所舉事例，某人交通違章了，按法律規定可罰50到200元，那么開票就罰200元，不開票罰個50元、100元的就可以了；一些行政部門抓住你一件事情后，先給個“下馬威”，說你這個問題很嚴重，按規定應該罰多少多少萬，“懂事”者于是趕快請客、送禮，往往就能爭取個“寬大處理”即少罰一點———相關法律的彈性之大給執法者留出了足夠大的“可操作”空間，行政執法者手中的自由裁量權也就變成了某些個人吃拿卡要、中飽私囊的工具。
針對這一現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杜鋼建在談“政府改革困局所以釀成的原因”時，曾提出“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獲利途徑審批化、審批方式復雜化”的“體制四化”觀點，而清華大學教授、著名社會學家孫立平也曾用“部門權力利益化”甚或“部門利益個人化”的概念對類似現象加以總結概括。在筆者看來，正是由于“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私有化”，才造就或生成了“依法搞腐敗”這一怪胎。而造成這一“怪胎”所以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還在于，“行政權力利益化”必將進一步導致部門私有利益公開化甚至政策化、法規化，從而與“依法搞腐敗”互為因果、相輔相成、共容共生。
追根溯源，也許正在于，經濟轉型期的中國，利益機制是扭曲或不健全的，這也直接導致了各政府職能部門逐漸被分化成不同的利益主體。在瘋狂的利益沖動驅使之下，這些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便只著眼于自身的利益，早已顧不上什么國家利益、社會整體利益，更有甚者，為了牟利已近乎到了“紅眼”的程度，竟恨不得將手中哪怕是一星半點的權力也要發揮到極致。
如何將政府現行的“公章行政”、“一把手行政”、“一言堂行政”變成“公共行政”、“集體決策行政”、“民主透明行政”，或許是避免“依法行政”蛻變為“依法搞腐敗”、杜絕諸多行政弊病以及降低政府辦事高成本、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從而真正服務于民的根本解決之道甚或惟一正途，這也理應成為政府及全社會的共識。記得安徽省省長王金山曾說過，嚴格依法行政，首先就是要轉變觀念，實現從依法治“民”向依法治“官”、依法治“權”的轉變，加強對行政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嚴格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而除此之外，有關方面似乎還應在完善制度設計與健全防范機制上多下功夫，同時在矯正那些條塊分割的行政管理部門業已發生蛻變的行政執法理念上多做文章。
孫鳳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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