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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貴峰
從安徽農村來京求學的貧困大學生武玉杰，因家庭貧困欠下2000多元住宿費被學校“清理”出學生宿舍。去年底，他想出一個賺錢的法子———為同學代買火車票，每張車票加價5元，1月5日，他再次去北京北站代同學買票時，被北京鐵路警方以涉嫌倒賣火車票且涉案金額較大為由刑事拘留。(《華夏時報》1月17日)
武玉杰的行為是否屬于“倒賣火車票”并涉嫌犯罪？警方堅持認為，“只要個人之間在代買車票過程中存在獲利，就屬于倒賣車票的行為”，而有關法律專家也贊同這種看法，“因為他是以營利為目的，且倒賣車票的數量和金額比較大”。
應當承認，武玉杰代買車票是以營利為目的的，而且購票數額確實比較大，但筆者仍然傾向武玉杰所在學校的看法：“給同學代買車票的行為，應該與票販子區別開來”，“對武玉杰作出刑事拘留的處罰是值得商榷的”。之所以這樣，不是因為武玉杰的貧困大學生身份，因而其代買火車票營利具有某種道德上的特別可同情之處，而是即使從法理上看，將武玉杰的代買火車票視為犯罪意義上的“倒賣”，也值得推敲。
我們知道，判斷一種行為是否涉嫌犯罪，應當給予刑事處罰，該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以及危害程度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依據。有根據不久前鐵路部門出臺的規定，“倒賣車票”被定義為：“單位或個人高價、變相加價倒賣車票，侵害旅客群眾利益的行為”。顯然，這里的“侵害旅客群眾利益”說明的正是倒賣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那么，武玉杰代買車票是否具有上述“侵害旅客群眾利益”的社會危害性呢？至少，從目前報道提供的情況看，我們很難得出這樣的結論。
比如，武代買車票，不僅有利于學校的管理———“學校沒有專人負責為放假的學生購買車票”，而且也確實方便了同學的假期返鄉———時下北京，大學生買票難現象普遍存在，正規訂票點的學生票常常也要加價十元乃至幾十元，而火車站又很難買到票。這種對個人、學校、同學三方都有益的事情，有什么“社會危害性”可言，危害了誰的利益？再者，這些車票都是他不辭辛苦往返學校和火車站、從車站售票窗口排隊購得的，從中適當有一點獲利，又有什么不合情理呢？況且，每張票5元的手續費，與火車站代售點的正常代售收費并無二致，何以后者是正當，前者就成了“倒賣”？
當然，和正式代售點不同，武玉杰并沒有正規的代售營業資格，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也不妨說他是違法的。但即便如此，無照經營和涉嫌刑事犯罪的“倒賣”，性質顯然不可同日而語。治理倒賣車票固然非常必要，但要視具體情況而論。如果是真正的大肆宰客、嚴重侵害旅客利益的黃牛黨，當然要嚴厲懲處，但對于類似武玉杰這樣同學間互助性質，又并無實質性社會危害的代買行為，則沒必要大動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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