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我存在卻不被承認 無戶口公民的無聲呼喊

　　文 徐迅雷

　　“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這本來是哲學層面的最形而上的人類天問，沒承想，如今卻變成了一個現實層面的最形而下的人生發問。

　　2006年1月18日《中國青年報》“冰點”欄目的長篇特稿，題目是《沒有戶口，我是

誰？》，講述了一個“沒有戶口、沒有身份證”的孩子與一位法官的故事。法官是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高潔，孩子在報道中的化名叫李志高。上世紀80年代初出生的李志高，自幼疏于家教，不知母親是誰，小學畢業便輟學在家，從來都不認他這個兒子的“父親”又因涉案而入獄。李志高從13歲起便浪跡街頭巷尾。后來，他因敲詐勒索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2年。盡管他沒有戶口、沒有身份證，但是依照我國法律，他是必須承擔責任的公民，可以被判罪。

　　“罪與罰”是實在的，國家的公民要為自己的行為擔責。然而，你很快發現，“權和利”卻沒有了，李志高刑滿釋放后，“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中，他卻不是公民了，無法生存”。這樣的“責權不對稱”實實在在上演了。

　　幸而在這個時候，在道德良心層面的“法與情”的故事發生了：法官高潔像姐姐一樣關心起這個自幼失去家庭溫暖、而今被她親手依法定罪的孩子，去探望他，給他買生活學習用品，出獄后給他找活干，還東奔西走幫助他這張飄零的落葉尋找“根”，求解“究竟從哪里來”的難題……按李志高的說法就是：“過去從來沒有人對我這么好過，也從來沒有人這樣幫助過我�！�

　　然而，現實的困境困擾著這對素昧平生的“姐弟”。高潔曾安排李志高到一位朋友開的餐館干活，后來這位老板朋友發現了李志高的真相，愣是讓高潔將能吃苦肯干活的李志高領了回去。老板的苦衷倒也實在：“你想想，我們干這行的，天天這個來查，那個來查，他不但進去過，到現在連個身份證都沒有，一旦讓查出來，你說我……”沒有身份、沒有戶口的一位國家公民，不僅自己難以生存，甚至無形中還給他人帶來恐怖！眼看著這個一心向善的孩子陷入“身份陷阱”，高潔心急如焚。從李志高被餐館辭退后，高潔就開始幫助他解決戶口問題，可派出所也有苦衷：關于戶口，法律上有嚴格的規定，我們沒有過這種先例。高潔帶著李志高尋母，最終失敗而歸———母親已不知何去何從。報道最后說：李志高不知道怎樣才能生存，“需要發問的是還有多少像他這樣的非婚生孩子？他們要為此承擔責任嗎？他們就因此不能有一個公民的權利？他們就因此無權證明自己是一個公民？”

　　一個人，從自然人到了社會人，他或她依存于國家而存在。而今我們發現，李志高雖然是“社會人”，但他卻生活在社會的“山洞”里，就因為他沒有“戶口”、沒有身份。對他來說，“國家”和“政府”是觸不到摸不著的；即便那位曾經給他依法定罪的善良女法官給予了他關愛與善良，但她竭盡全力也無法“保障”一個公民的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權利。

　　在一個真正的公民社會，公民基本權利的獲得，應該是“似虛而實”，就是國家憲法法律法規政策像空氣一樣處處無形存在而能讓人時刻呼吸得到；而不應是“似實而虛”，依靠一個善良的具體的而又素昧平生的“他人”偶然地僥幸地得到。這是國家與公民、公民與國家之間的一種基本關系，也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應有之義。國家之外的某個公民或某個群體不會存在什么權利。英國憲政學者霍布斯在他的《論公民》一書中說：“權力的接受者與國家的關系，不是頭部與整個人的關系，而是心靈與整個人的關系�！痹诖艘饬x上，一個人失去“心靈”，絕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哀。

　　其實，類似“沒有戶口”的故事曾經出現過。2005年9月14日的《中國青年報》已經在“冰點”里“拍案驚奇”了一回，報道題目是《戶口照耀不到的地方》，那里頭的問題不是“生”的問題而是“死”的問題，所以開篇就問：即使去往天堂的路上，你也千萬不能忘了帶上戶口，你要是沒有呢？那位叫李秀珍的女人……由于她沒有戶口，醫生不能開具死亡證明，又因為沒有死亡證明，殯儀館不能給予火化……顛沛流離的李秀珍直到“去往天堂的路上”，還是“黑戶”！一位女性公民，就帶著這樣的黑色

　　希臘

　　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這是一位沒有戶口的公民無聲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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