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資的質量論比數量論更重要

　　FDI(外商直接投資)是一個矛盾體。當FDI流入我國數量多了的時候，民間的左翼話語也多了起來，“外資威脅經濟安全”裝飾著理論家憂愁的面容。當FDI開始減少時，人們又會驚嘆中國吸引力的下降，印度的劇烈分流作用以及美國稅收優惠帶來的美資回歸。

　　近日，商務部外資司司長胡景巖的發言就表達了對這兩種說法的不同意。他駁斥了外資將威脅中國經濟安全，并且，他很樂觀地表示中國吸引的FDI在2006年將會保持600億的規

模。這也作為對2005年前11個月外資同比下降1.9%的回應。2004我國的FDI是606億美元，2005年為603億美元，導致了一些人認為這是中國經濟進入黯淡時期的信號。

　　FDI的逐漸下降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現象。簡單地舉一個例子，中國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每年的關稅總水平下降1個百分點。要知道，FDI就是繞開關稅和貿易壁壘對商品貿易的一種替代(國際貿易上的術語叫沿著“羅勃金斯基(Rybczynski)線)。當商品貿易的關稅下降，自然會使得FDI變得式微一些，商品反向替代FDI的效應發生了，于是關稅的下降總是或多或少地讓FDI下降，于是FDI最近下降0.5個百分點，也很正常。

　　FDI數量論并不是一個非常智慧的判斷。另外，東盟國家和印度截留中國的FDI也是一種膚淺的認識。實際上，中國吸引FDI會促進這些地區的FDI涌入，因為FDI在中國的產能擴大，需要更多的原材料和配套生產環節的投資，來滿足FDI在中國擴大的產能。就像一個車間的業務量突然加大，也必然導致下一個車間增加人手一樣。而諸如越南這樣的國家就承擔了FDI的跨國生產鏈的配置功能，成為在中國的FDI的后端或者后續資本。如果考慮到在中國的FDI的時滯效應，就很好解釋，為什么近年孟加拉、越南、泰國等國家的FDI來勢日趨猛烈，FDI的全球產業鏈使然。

　　但是，必須要提醒的是，FDI還存在一種質量論，不過，FDI質量論總是被忽視。2005年相比過去的年份，FDI的國別性質的比重起了很大的變化。美國和歐洲的FDI流量開始下降到總FDI總流量的30%以下，來自日本的FDI亦有回縮之勢。韓國、中國臺灣地區以及喬裝打扮的本國資本(在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和薩摩亞三個自由港注冊，冒充外資，曲線回國，以圖外資稅收優惠)在總FDI流量比重中劇烈擴張。比如，這三個自由港在FDI流量中的比重已由2004年的16.51%上升至21%。韓國資本近年來在中國的擴張速度，讓人想到

　　FDI質量論的重要學理依據是溢出效應(Spillover)，就是FDI資本所內含的人力資本、R&D投入等因素通過各種渠道導致的技術非自愿擴散，并這些收益并非為跨國子公司所攫取，而是和本國的企業一起分享。例如，FDI帶來的培訓促使了人力資本市場的提高，FDI帶來的產業間溢出效應，刺激了前后的

　　不得不殘酷地說，從整體上看，韓國、臺灣地區以及喬裝打扮的本國資本用溢出效應衡量，是非優質FDI。這些FDI更多的是一種成本驅動型外資：利用我國的勞動力報酬低下以及土地資源的低廉獲取，實行產能的低技術擴散型轉移。盡管它們帶來了一些就業崗位，但卻沒有帶來更有力度的技術變遷，提高全要素的生產效率。在考察FDI對我國GDP的額外貢獻率，發現韓國、臺灣地區以及喬裝資本的溢出系數為0.0958,而美歐的溢出系數高達0.212。

　　在1988年-2002年之間，中國的FDI的溢出效應比2002年以后要高。反觀印度，近年FDI猛漲，更可貴的是，FDI的溢出效應呈現上升趨勢，均值料想應該高于中國。這種FDI質量論考察才是中印之間確鑿的差距。我們必須要檢討，考察FDI的立足點是否應該多元，不要僅僅糾纏FDI的數量大小，也別僅僅討伐我國內資企業所得稅為33%外商15%的不合理雙軌，而是要加入評估FDI的質量體系的因素，用一種多元主義的通達視角來把握經濟圖景。就像北島的詩句，“讓理解展開自己所有的旗幟，無論是床單、炊煙或黃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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