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事件反思 政府應該執行少干預政策

　　建立在巨大統計誤差和各項經濟指標錯誤基礎上的頻繁的貨幣政策微調顯得很滑稽。政府對本國經濟某一個歷史階段大方向的把握才是制定一切政策的根本出發點

　　文/滕 泰

　　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經濟普查結果表明，中國過去若干年的GDP規模和增長速度存在較大程度的統計誤差。經調整后，2004年GDP總量達到近16萬億元，人均GDP從原來的1276美元上升為1490美元。

　　事實上，這個普查結果從很大程度上驗證了幾年前世界銀行等機構的觀點，以及經濟學家的直覺判斷。從最簡單的邏輯講，如果按照收入法核算中國國民收入，因為中國居民的隱性收入占名義收入的比例很高，這些隱性收入大部分隱藏在服務業。按著支出法統計，第三產業的低估就達2.13萬億，占核算增加總量2.3萬億的93%。

　　由于過去數字所反映的總量水平比實際情況落后了兩年，以此計算出來的作為宏觀經濟決策依據的一系列指標必須重新修正。因此不僅需要重新認識我國的經濟總量水平和人均財富水平，而且需要重新分析新統計數據所反映的經濟結構特征，并且以此為基礎把握未來決策的方向。

　　前兩年的宏觀調控過于嚴厲

　　由于總量低估，以原有GDP為基礎計算出的合理貨幣投放規模、合理信貸規模、投資水平、進出口貿易比率、單位GDP

　　基于此，前兩年執行的宏觀緊縮政策值得重新評估，雖然從方向上不存在大的錯誤，但是對于投資和信貸的控制似乎過于嚴厲了。按照新的統計數據，投資率已經從43.9%下降到37%左右，略高于我國90年代的平均水平，相當于日本上個世紀60年代工業化時期的水平——考慮到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特定歷史階段，這一投資水平基本上是合理的。以近16萬億的GDP總量為基礎，貨幣投放量應該適度增加，存款準備金率應該降低，進一步擴張信貸，執行更積極的經濟政策。

　　由于GDP總量的增加主要體現在國內非貿易部門，所以以此為基礎計算的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度降低了。中國的居民消費需求正在崛起，內需是旺盛的，每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高于10%的增長勢頭也是強勁的，主要體現在對住房、交通、通信、旅游、服務消費升級的行業，這些行業恰恰是統計遺漏最多的地方。因此，過去經濟數據所反映的消費需求的存量情況和增長情況都有低估。

　　盡管如此，擴大內需的政策方針不能變，因為大國經濟必須以強大的內需為基礎。由于對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可以按照人均GDP超過1400美元為基礎進行評估，所以擴大內需的方針更具有實施的基礎，比如通過提高居民收入、減少貧富差距、降低稅收、執行積極的資本政策、加快發展農村經濟等等。

　　重視自身的大國經濟地位

　　在所有的經濟模型和對外經濟政策中，應該更加重視中國作為大國的經濟地位。按照2004年近16萬億的GDP總量，中國經濟規模已經居全球第六位。考慮到新的統計基礎上2005年的GDP總量也有調高，以及中國經濟增長遠遠高于前五位大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因此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還要進一步擴大。事實上，按照某些國際金融機構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總量，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盡管這種估算不一定準確，但是

　　在這種背景下，所有的宏觀和微觀對外經濟決策，都必須從經濟學的小國模型，盡快轉換到大國決策模型：充分考慮、具體測算大國經濟本身的政策調整對貿易品價格、國際金融產品以及對現有貿易秩序和制度的影響，積極利用大國經濟地位捍衛本國經濟利益，減少國家、企業和居民的財富流失。

　　由于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度降低，同時中國的進口和消費能力對世界產品價格的形成作用增加，人民幣升值對整體經濟增長負面作用得以降低，而對全球財富和生產格局的分配作用加大，所以人民幣升值的進程應該提速。

　　普查結果表明，我國的產業結構更加合理，第三產業比重占到41%，而制造業比重降低，因此反應出來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更具可持續性、也更健康。更大規模的GDP背景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降低，稅基相應比例增加。但是我認為，除了保證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所需資金之外，政府應該在擴大稅基的情況下，進一步降低稅率，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刺激企業投資，避免經濟增速在更大的基數基礎上出現下滑。

　　值得注意的問題還包括，以新的GDP來衡量，中國資本市場的規模，以及企業直接融資規模占GDP的比重更小了，因此應該加速發展資本市場和直接融資；中國的GDP增加主要體現在交通運輸、倉儲郵電、通信、批發零售、貿易、餐飲、

　　政府應該執行“少干預”政策

　　值得深思的是，經濟狀況的研究本來就是抽象的，很多經濟研究行為就跟盲人摸象差不多，的確有一定的盲目性和不可靠性。因此我們常常看到不同的經濟學家沿著不同的視角在同一時期提出完全相反的政策建議。因此，政府在未來的政策制定過程中應該更加謹慎，更加關注制度、關注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關注居民福利、關注價格、關注國家利潤總量、關注財富流動與分配，而不是僅僅盯住GDP以及相關指標。總體而言，微觀的價格信號比宏觀的經濟指標更加可觸摸。

　　就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向而言，制度和歷史的研究比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調控更具有可把握性，政府對本國經濟的歷史階段判斷，以及在職某一個歷史階段和發展水平上應該執行什么樣的政策，對這種大方向的把握應該是一切政策的制定依據和根本出發點。相反，以巨大的統計誤差和各項經濟指標的錯誤為基礎的頻繁的所謂微調性的貨幣政策就顯得很滑稽，其對經濟到底是有好處還是產生傷害都很難評估，即使是錯誤的政策調整，其傷害效果一般要到很多年以后才體現出來。

　　總之，財富是抽象的，經濟數據也是抽象的。因此政府更應該執行在相對穩定的貨幣增長量前提下的少干預政策。那種依據局部錯誤的統計指標一會兒要求政府“踩剎車”，一會兒又呼吁政府“踩油門”的經濟學家，經歷過這次GDP“數據”大調整以后，再提出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和建議，應該更加謹慎。

　　(作者為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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