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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濤
“一個農民扳倒13家污染化工廠”——被譽為“環(huán)保衛(wèi)士”的湖南長沙縣黃興鎮(zhèn)村民章志標帶領群眾抵制化工企業(yè)污染，最終導致政府將13家化工企業(yè)徹底關閉。在扳倒的過程中，有人公開指責章志標是“刁民”、“瘋子”、“神經病”；“那段時間我每天要接到上十個恐嚇電話”，甚至有人揚言要搞掉章志標；他還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罪
名”被拘留(詳見今日本報A29版)。
“人必須先自救，而后才有可能被別人拯救。”為了能呼吸到新鮮空氣、喝到干凈的水，“環(huán)保衛(wèi)士”章志標扳倒13家化工廠進行“自救”的事實，確實值得肯定。媒體在報道中甚至也暗含與表達了這一個案的“典型”意義。在這一個案身上，又一次讓我們體會到了法治社會的“小人物”的責任。正是有了像章志標這樣的“小人物”的涌現(xiàn)，才使得我們在向法治社會前進的路上，又邁出了一小步。
“刁民”章志標是幸運的，因為他的頑強“抵抗”最終驚動了中央領導，并最終導致13家污染企業(yè)徹底關閉；但是，“刁民”章志標又是不幸的，因為“只是一個農民”的他為了保護環(huán)境，竟然要以幾乎搭上生命為代價，這種維權成本太大了。而更可悲的是，在這期間，我們的當?shù)卣肮补芾聿块T又扮演了一個怎樣的“小丑”和犬儒化的角色？假設如果不是被媒體偶然曝光，不是幸運地“驚動”中央領導，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而被拘留的章志標，又會是一個怎樣的“下場”？
所以，農民扳倒13家污染化工廠的個案，帶給我們的不是驚喜，而是沉重。換句話說，這種孤膽英雄式的公民維權方式及勝利，縱然有著典型的正面導向和激勵意義，但是，“小人物”的這種“典型”意義，卻是建立在公共管理部門的失位、公民正規(guī)維權渠道遭遇“腸梗阻”的基礎之上�；蛘哒f，是因為正規(guī)渠道、公共管理部門的矮化，才襯托出了“小人物”的彌足珍貴與稀缺、高大。如果不是公共管理部門的失位、公民正規(guī)維權渠道如此“曲折”，“小人物”的維權之路怎么會如此艱難？代價和成本怎會如此之高？
由此來看，章志標這樣的“英雄”越多，說明公民的維權成本越大，社會的糾錯機制越不暢通。就像有人所說，不公平是社會的常態(tài)，但要想讓人們在遇到不公平后對這個社會還保有希望，那就必須讓弱者能夠花費較少的成本來維護自身權益，這是維護社會公平的必要條件。公民，尤其是那些“小人物”的維權成本越低，越有助于促進公民社會的生長和勃興。所以，從這一點看，我們既為我們社會出現(xiàn)章志標這樣的“英雄”高興，又為此感到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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