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反思中國金融業開放策略

　　文/余云輝

　　如果沒有關于銀行股權賤賣的呼聲,中國銀行業的股權可能將沿著匯豐銀行入股交通銀行價格為每股1.86元、美洲銀行入股建行的價格是每股1.17元、蘇格蘭皇家銀行入股中國銀行價格為每股1.22元、工商銀行的定價只有1.15元而一路走低。中國的銀行對外國投資者私募價格的一路走低,讓每一位并不富裕的中國人感到切膚之痛,但是,金融股權“貴賣”或者

“賤賣”之爭僅僅屬于股權的定價問題,這是一個最為表象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乃至極度的關注,并不能找到問題的根本答案,相反,可能會使我們的政策和策略變得更加短視和浮躁。

　　其實,真正值得大家討論的問題是:中國為什么要賣金融企業(包括銀行)的股權？為什么要超出常規地大比例地出賣掌握著產業資本命運的金融企業股權？大部分西方發達國家都嚴格控制本國超過10%以上的金融股權賣給外國投資者,同時將外國金融機構在本國的市場份額控制在10%以內,而我們為什么這么慷慨大方？難道是中國缺乏外匯了嗎？實際上,我們外匯太多了,人民幣面臨巨大的升值壓力。難道是中國百姓買不起每股1.17元的建行原始股嗎？難道那些制鞋織布的本土民營資本未來不需要向第三產業特別是金融服務業進行產業升級嗎？上個世紀60年代,如果中國臺灣沒有對本地金融企業進行長達近30年的保護,恐怕臺灣本土實業家吳火獅及其后代現在還在艱難地經營著傳統的紡織業,疲于奔命解決

　　如果好好思考一下這些深層次的問題,不難發現,真正的問題不是“賤賣”還是“貴賣”,而是為什么要賣、為什么這么大比例地賣、為什么在人民幣面臨巨大升值壓力的情況下還這么急著賣(包括提高QFII的額度)？難道是讓美元實現人民幣資產的“建倉”？我們今天的所作所為是否禁得起歷史的檢驗？我們是否正換一種方式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重復著“大躍進”的錯誤？中國銀行業乃至整個金融業的對外開放是否也需要落實科學發展觀？上述這些更為深刻的問題迄今為止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和令人滿意的答案。

　　招商引資、賣本求末

　　有觀點認為,建行和美國銀行、匯豐和交行及上海銀行的合資,外資銀行可以獲得市場,中國銀行業可以獲取資金,可以獲得新的技術。他們認為,中國改革20多年的成功經驗在哪里呢？就是善于學習,你看中國的汽車業,車造得多好,不再是上世紀80、90年代那些老爺車,我們把最新的技術拿過來了。他們認為,服務業是軟技術,金融服務主要是靠人,外資要進來一定要培訓你的人,人培養出來了,文化培養出來了;不能說我們汽車業就沒有拿來人家的技術,我們國產的東風車、夏利車各方面都很好,我們在和國外的、國內的合資企業競爭中學到了很多東西。

　　這類觀點實屬賣本而求末,或者說,以“本”為代價來換取“末”,相當于“以土地換糧食、換種糧的技術”的做法。企業的股權相當于農村的土地。在農村,再沒文化的農民都不可能拿土地去跟外商做交易來換取種糧的最新技術或換取糧食。農民知道,如果沒有了土地,即使跨國公司送他到美國康奈爾大學拿一個農業博士學位回來種糧,糧種得再好,畝產超萬斤,但是,糧食已經不是他的了,而是土地主人的了,盡管中國人可以像買豐田汽車一樣買到這些糧食。

　　面對這種情形,時常“失語”的經濟學家、專欄評論員可能會責備農民“不相信外資、不相信全球化,反對中國農業對外開放”,外資金融機構的董事總經理也可能會給這個農民戴上一頂他從來沒有聽說過、也永遠理解不了的從美國進口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帽子,而且還可能通過他們滿腦子的供求曲線和數學模型向農民推銷他們的開放理念,但是,農民的心里卻有自己的一個鐵算盤:糧食產品是可以交易的,可是,土地是不能拿去換糧食、換技術、換管理、換機制的。如果鼓勵國有銀行向外資銀行出讓股權,以銀行的股權為代價去換技術、換管理、換機制、換差價收入的話,那么,這種做法跟拿土地去換取種糧的技術、管理和糧食有何本質區別呢？我們應該向中國的農民學習一點樸素的真理來調整一下我們的對外開放策略。

　　我們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反對閉關鎖國,但是,任何開放戰略都需要進行成本與收益的分析,從而制定出對外開放的科學策略與合理步驟。長期以來,一種流行的觀點是“花錢可以買制度”,認為以股權可以換來管理、以股權可以換來技術、以股權可以換來信用文化。他們以“花錢可以買制度”為由,認為金融股權必須賣給外國投資者,而且沒有賤賣。但是,仔細分析可以發現,“花錢買制度”包含了兩層意思:首先,“花錢”之說就是承認賤賣股權,是賤賣股權的委婉說法,使得賤賣股權合理化。如果沒有賤賣,那么,又談何“花錢”？其次,“買制度”之說就是認為賤賣股權所形成的收入缺口能夠換取國外的管理、技術、信用文化,而且后者可以彌補賤賣缺口。但實際上,股權可能賤賣了,缺口未必得到彌補。企圖通過出賣股權、引進境外投資者來改善金融業包括銀行業的治理結構,純屬類似于汽車業以市場換技術的一廂情愿。

　　我們姑且不談類似于“以土地換管理,以股權換制度”的巨大的成本,僅僅看看結果,也不難看到一個悖論:第一,如果僅僅出售少量的股權,那么,少數股東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治理結構。對此,穆迪投資2005年6月發布的關于中國銀行業的報告做出了很好的解釋:只擁有少數所有權的外國投資者可能不會有強大的動力去盡力提供技術和管理意見。再說,如果引進了外國小股東,國內大股東就說了不算而是由小股東說了算,這也不符合公司治理的精神。第二,如果出售銀行的控股權,由外國投資者說了算,管理得很好,賬也查得很清楚,就像新橋控股“深發展”,可是,這家由外資控股的銀行本質上已經不是中國的銀行,而是一家類似于花旗一樣的外資銀行。花旗銀行的治理狀況很好、凈資產收益率很高、外資老板回報率很高,跟你有什么關系？因此,“花錢買制度”的結果是,股權已經賤賣,代價已經付出,錢已經花了,所買的制度其實不是中國企業的制度,那是境外資本所控股的在華投資企業的制度。如果把未來“深發展”的成功視為中國銀行業的成功,顯然是一種自作多情,其可笑的程度類似于把韓

　　銀行作為法人不同于自然人,銀行法人沒有性別,但是,銀行法人機構的行為卻有“性別”。根據金融行為學的某些原理,我們可以根據銀行法人機構的不同行為將其區分為“雌性銀行”和“雄性銀行”。“雌性銀行”屬于“待嫁的銀行”,是欲出讓股權的銀行;“雄性銀行”屬于“想迎娶的銀行”,是欲走出國門收購外國金融企業的銀行。從中國銀行業紛紛急欲出讓股權尋找伙伴的行為分析中可以得出結論:中國銀行業乃至整個金融業的“雄雌比例”已經到了嚴重失調的地步,其后果不言自明。如果中國各行各業皆是“雌性法人”,該如何保衛中國的經濟版圖和金融版圖？該如何保證中國的經濟安全和金融安全？即使想重復木蘭從軍的歷史,木蘭多已遠嫁重洋,最近的或許也是在避稅天堂維京群島或開曼群島。

　　金融是配置社會資源的最重要的手段,通過配置資源引導各種生產要素,重新塑造經濟乃至社會格局。在當今世界,誰有發達的金融市場,誰有強大的金融產業,誰就成為世界金融中心,也就成為社會經濟舞臺上的主角。美國之所以成為世界強國,除了它的國防實力外,還因為它掌握著全球最主要的金融市場。它的金融業包括商業銀行、保險、租賃、證券、基金管理以及各類金融產品的交易市場,在全球都是最有競爭力的。

　　正是因為這一原因,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總是千方百計地對他國金融資本進入設置障礙。難道中國的金融企業能輕易地在西方發達國家設立分支機構或廉價獲得他們金融企業的股份嗎？很難想象中國的企業能夠獲得西方發達國家10%以上的銀行股權,甚至,中國建設銀行在紐約和倫敦已設了十多年的代表處了,至今還不能升格為分行。西方發達國家政府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來阻止你進入它的市場領地,更不要奢望大比例購買他們的金融股權,哪怕是交易所里的一個席位。他們會以擔心中國的銀行可能會破產為由阻攔你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盡管中國的銀行背后有國家信用的支持。但是,如果你要出賣中國銀行業的股權,他們就希望多多益善,再也不提其他的借口了。在全球金融資源的爭奪戰中,需要記住,坐在談判桌對面的不僅是我們的合作伙伴,更是我們的競爭對手。你能聽從競爭對手的建議來制定開放國策嗎？這是我們無法承受的爛漫和純真。

　　有的海外專家認為,外資銀行持有中國銀行業的比例尚不到10%,遠低于新興市場國家外資實際持有率35%以上的比例。我認為,新興市場國家(比如拉美國家)的外資實際持股比例未必就是中國銀行業或金融業必須達到的標準。如果西方金融企業希望得到中國金融企業35%以上的股權,那么,作為對等條件,他們也必須向中國金融機構或匯金公司轉讓35%以上的股權或給出相同比例的期權承諾。持有美國高盛集團和花旗集團35%的股權總比持有美國國債來得合算吧？或者換取35%美國石油企業的股權？憑借美國人的精明,顯然他們不可能把這些值錢的股權賣給外國投資者。遺憾的是,外國的專家們沒有建議中國這個大國應該向大國學習、向美國學習,而是建議中國應該要向小國學習、向韓國學習、向拉美國家學習。

　　當然,國家不分大小,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但要找對學習的榜樣。沒有人敢說新加坡政府不強勢,但是,該國政府實際控股的星展銀行經營得很好;也沒有人敢說新加坡不開放,但是中國企業絕不可能收購到星展銀行35%的股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必須堅持開放的政策。但是,開放是一種發展的手段,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區分清楚: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開放究竟屬于“糧食(產品)層面的開放”還是屬于“土地(股權)層面的開放”？我們對外開放的理念和策略是否應該首先要跟國際接軌、跟西方大國接軌,而不是跟拉美國家接軌？我們是否需要以企業管理過程中常用的“對標管理”的方法對照一下: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及其企業是以怎樣的方式對中國開放的？他們連紡織品和玩具等產品市場都不情愿對中國完全開放,是否愿意以35%以上的金融股權對中國開放？

　　在對外開放的戰略上,我們必須明確自己的目標和追求。當中國逐步融入世界分工體系的時候,誰占有股權,誰就是老板;誰沒有了股權,誰就是打工者。不講正確策略的買辦式開放是否會使我們淪為全球分工體系中的打工者,這是一個必須冷靜思考的戰略問題。開放的市場必然存在交易,但是,未必都是平等的公平的交易。平等和公平的交易之前提是,必須保持自我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必須保衛好自己的經濟版圖,不能拿原則作交易、不能拿金融版圖作交易、不能拿經濟版圖作交易。

　　企業的股權類似于農村的土地,屬于經濟版圖的內容。金融業的股權是經濟版圖的核心組成部分。如果說股權是我們的土地,那么,金融股權是我們肥沃的土地。在這塊肥沃的土地上長出許多野草不是土地的責任,所以,我們不該拿土地去換糧食、換技術、換管理。以市場換技術、以股權換管理的痛苦實踐和失敗教訓告訴我們,核心技術和管理是換不來的。管理是無法買到的,這是已故的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對中國的忠告。

　　藥不對癥,難奏其效

　　誠如中國社科院金融所劉煜輝所言,銀行的問題很復雜,不良資產的形成跟各地不均衡的改革和不平衡的開放甚至過度開放有關,也跟忽冷忽熱的政府投資沖動有關,跟資本市場人為滯后有關,并非銀行治理結構一個因素發揮作用。即使為了改善治理結構,引進外資也未必具有想象中的效果。根據央行于2003年完成的一項對2001-2002年我國不良資產形成的歷史原因的調查分析,由于行政干預形成的銀行不良資產要占到不良貸款總額的80%,而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內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貸款僅占總額的20%。更為令人關注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最近發布的一份關于地區金融生態環境研究報告,發現中國金融部門資產質量之優劣,竟然70%以上取決于金融運行的體制環境。

　　中國銀行業的現狀顯然是在制度安排和機制上出了大問題。它的改善遠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有賴于

　　招商銀行既沒有境外戰略投資者,也沒有到海外上市,卻是國內外公認的一家好銀行。就是在國內金融生態環境如此欠佳(完全不同于海外專家所列舉的香港恒生銀行的經營環境)的情況下,在招商銀行成立以來短短的15年間,創造了足以令中國人驕傲的銀行業奇跡,并連續四年榮膺“世界首家25家最佳資本利潤率銀行”。中國銀聯同樣創造了中國金融業的奇跡,保衛了中國銀行卡業這一金融版圖。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把交通銀行托管給招商銀行的管理團隊,也許是一個成本和代價最小、成果最大的改革。

　　以交通銀行為例,可以比較以下兩個改革方案:第一個方案是把控股權出賣給匯豐銀行,匯豐銀行每年可以從交行盈利中擁有40億元人民幣,今后可能每年從中獲得100億元人民幣的利潤,這是花錢買制度的成本。其實,仔細分析會發現,中國人的錢是花了,但是,所買的制度并不是自己的制度,而是匯豐控股之下的交行的制度,本質上這一切還是匯豐銀行的。第二個方案是把交行托管給招商銀行,每年給招行20億元人民幣的管理費(僅僅是40億元的一半),以政府采購的方式培育本國的銀行業管理能力,招行沒有理由不根據合同把先進的管理方法輸入到交行。其結果是:交行的改革成本相對較低;中國財富沒有外流;招行的收益大幅度提高,股價大漲,百姓得益,提高了內需。當然,一些國外機構可能會發表言論,認為這種改革不徹底,不屬于真正的對外開放,應該向韓國學習等等。其實,做一件蠢事往往會得到受益者的表揚,表揚會帶來陶醉,尤其是一個長期受壓迫以至于沒有自信的民族能夠得到來自外國的表揚,一定會產生短暫的陶醉;但是,做一件聰明的事往往會得到各種各樣的批評,這就需要這個長期受壓迫以至于沒有自信的民族恢復自信、堅持主見。

　　銀行業乃至金融業領域對外開放策略的失誤僅僅是中國大部分行業(諸如航空制造業、汽車制造業、機床制造業、商業物流業等等)對外開放策略失誤的一個縮影。這場討論也需要引發我們對其他領域對外開放策略是否可能導致中國經濟殖民化和拉美化的反思。“自主創新”已經成為我們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國策,然而,自主創新首先要求思想觀念層面的“自主”,然后才有實際行動層面的“創新”。指導中國改革開放戰略的大腦不應該長在別人的肩膀上,這樣才能“自主”,這是建設中國和諧社會的基本前提。中國需要盡快在全國人大、國務院和商務部等三個層次上分別設立“國家經濟安全預警與管理機構”,扭轉目前各地區、各部門盲目無序開放的狀態,使得中國的對外開放步入有管理、有序化、體現科學發展觀的軌道。

　　不要把目前最廉價的商品和未來最值錢的股權奉獻給世界,而把高能耗、高污染、爆炸、塌方、過勞死、血酬低薪、高于全球平均水平6倍的癌癥發病率留給自己和子孫,最終重復著印第安人的歷史。也許,最后的一點明智是:留下一點金融業的股權讓我們的后代來購買,正如留下一點煤炭讓我們的子孫來開采一樣。

　　(作者為廈門大學金融系客座教授、新華社特約經濟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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