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會只漲利潤不漲工資 拿什么來遏制

　　文/蔣晨等

　　江蘇省副省長吳瑞林11日在全省勞動保障會議上，批評一些企業長期“只漲利潤不漲工資”的現象。吳瑞林說，自己在基層調研中發現，一些企業負責人在介紹利潤時頭頭是道，聽了令人振奮，但再問問職工的工資水平卻低得很，有些職工還反映他們多年工資沒長一分錢。

　　職工為何不說“不”

　　職工作為企業的主體，理所應當享受到企業發展帶來的好處。既然企業利潤在增長，同步協調增加職工工資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如果發展只讓少數人得到益處，普通群眾卻只能“干盯著”甚至還要付出犧牲，這樣的發展無疑是畸形的發展，與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背道而馳。

　　那種企業越來越強勢、職工越來越弱勢的現象必須得到有效扭轉。勞動保障部門要積極建立健全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監控規范企業收支分配行為。一方面，要通過頒布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價位等措施，引導企業根據經濟效益、工資指導線和勞動力市場價位適時合理調整工資；另一方面，要發揮好職工的民主權利，依靠各級工會組織，建立比較規范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讓每名職工在關系自己切身利益上都能發表意見和提出建議，切實使職工工資與企業經濟發展同步增長。

　　讓廣大群眾都能享受到發展的成果，這正是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在全民貫徹落實

　　“漲工資”罪過咋這么多

　　目前看，三種反對“漲工資”的論調頗為流行：“成本論”或“難以為繼論”、“扼殺投資環境論”、“產業轉移論”或“失業論”。

　　漲工資會讓企業難以為繼嗎？不僅為投資者創造利潤，還要讓自己的員工過上好日子，這是世界上絕大多數成功企業從小到大的發展源泉，也是一個現代企業公民應該樹立的理念。漲工資會扼殺投資環境嗎？一些

　　“產業轉移論”實質是“成本論”和“扼殺投資環境論”的延續，既然前兩個觀點站不住腳，它也不值一駁。

　　一般而言，任何政治哲學首要的問題，都是“為了誰”這個問題。顯然，“漲工資三罪論”與“以人為本”、“執政為民”這個中國式“為了誰”的答案，格格不入！ 山東淄博市 解本友

　　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如何

　　按勞動保障部2004年3月頒布施行的《最低工資規定》所指明的，國際上一般月最低工資標準相當于月平均工資的40-60%。以北京為例，現在北京市的最低工資標準為每月580元，2004年北京市職工月平均工資為2362元，最低工資標準僅為平均工資的24%，距離40-60%的標準有很大的差異。況且，《最低工資規定》中還明確指出，確定最低工資標準一般考慮城鎮居民生活費用支出、職工個人繳納社會保險費、住房公積金、職工平均工資、失業率、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

　　亞當·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講到：“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讓廣大勞動者分享社會發展的成果，是推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設民主社會，構建共同富裕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為職工提供足夠的最低工資保障，目的在于為收入低微或不穩定的職工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維持一定的社會購買力，并借此來履行社會公平原則，因而具有重要的制度含義。 遼寧省撫順市 李堅

　　拿什么遏制“不漲工資”

　　只求利潤最大化，不愿給工人漲工資，不僅成了企業老板唯一的利益訴求，一些地方政府也在一旁“幫腔”，少數領導為何一屁股坐到了老板身邊？說到底是偏廢的“政績觀”作怪。他們所關心的是當地GDP和財政收入增長了沒有？只要老板足額繳納稅款，就是一個好老板，至于企業給不給職工加薪，他們并不關心。

　　有效遏制“只漲利潤不漲工資”靠什么呢？靠副省長的批評、喝斥？恐怕只能解決暫時問題。筆者以為關鍵靠法制靠機制。首先，要通過法律和制度建設確保企業利潤增長與工資增長同步。建議出臺《工資法》，對工資的構成、工資增長、工資水平與企業利潤的比例關系等作出規定和法律解釋，對“只漲利潤不漲工資”的老板進行處罰。

　　其次，工會組織要理直氣壯地為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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