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財富制度斷想 我們在十字路口徘徊得太久了

　　西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周興維

　　如果我們繼續破壞資源環境與社會追求經濟利益間的平衡，繼續破壞社會合作與個人追求自身利益間的平衡，我們還可以得到持續的發展嗎?我們最終又將走向何方?

　　我們可以也必須在資源稟賦既定或變化不大的情況下盡力完善制度建設，提高制度

效率、優化資源配置，從而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還記得1980年，中國的工農業總產值是7100億元，1982年提出到2000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要比1980年翻兩番，但實際上提前兩三年就做到了，于是中國人開始總體小康。200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是89404億元，2003年提出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盡管還有整整15年時間，但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去年11月18日就宣布這個目標也能提前實現。光從這些數據看，中國人的生活在直奔目前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看起來很盛世了。

　　但是且慢。

　　這還只是總體上的小康、總體上的中等發達，遠不是均富、共富。撇開下崗工人、失地農民以及經濟高速增長擠兌出高失業率不說，蜀中人先說蜀中事，說起來就很有些了不得。

　　都說四川人是天下的鹽，但就在這雞鳴犬吠相交之際，蜀中大地一件民生大事卻成了天下的臭:電力公司要漲價，將用電基數定為每月每戶30度，超出部分實行分檔遞增，一時間民情沸沸。遍察成都，某社區只有兩戶家庭每月用電低于30度，他們不看電視不點電燈不用冰箱只煮飯------因為他們是盲人。諸如此類，哄笑之余，令人備感心酸、無奈。

　　因為利益失衡，我們的社會已生出了太多的不和諧:經濟、文化、教育、衛生、城鄉、地區、產業、部門、左右、上下、環境……不把這種種的不和諧轉向和諧，我們如何去建設全面小康的和諧社會?

　　中國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僅為全球第一，而且還在繼續擴大，所以在去年3月"兩會"上溫家寶總理要向民營企業家宣介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并號召人們學一學"窮人經濟學"。這實在是別有深意:不好意思讓國有企業老總去學，不好意思讓

　　事實上，比起一些民營企業，那些"關乎國計民生"的國有企業和國有壟斷部門、壟斷行業，失衡的程度要嚴重得多。因為既缺乏或甚少有善意，又缺乏或甚少有制度約束，以致弄出了許許多多弊案和滋擾。

　　"自愛是動力，理性是控制。"([英]亞歷山大·蒲柏------A．AlexanderPope，1688～1744)我們似乎已經迷失得太久了。

　　在市場的大浪潮下，我們徘徊在精神世界和本能欲求的十字路口，忘記了我們作為整體之一員的個體對同胞、對國家、對社會和對人類福祉的責任和義務。我們只關心五服之內的事，對一切與自己似乎不相關的苦難和不幸無動于衷。我們只看見市場經濟是通往現代化通往富裕之路，卻獨獨沒有看見支撐市場經濟正常運行健康發展的法治精神和道德元氣。因為迷失得太久，我們似乎已打定主意把一切都建立在個人欲求的基礎上而非科學精神理

　　所有這一切，如今已成了制約中國進步的最大障礙。生態危機和道德危機已經敲響了警鐘------如果我們繼續破壞資源環境與社會追求經濟利益間的平衡，繼續破壞社會合作與個人追求自身利益間的平衡，我們還可以得到持續的發展嗎?我們最終又將走向何方?

　　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必定是一個"橄欖"社會------富人占人口的大多數，而巨富和赤貧都是很少數。這里的問題僅僅在于:富人(包括巨富)的財富是如何得來的，是通過自由、公平的交易，向社會提供產品和服務而致富，還是靠"設租"、"尋租"、欺詐、玩"零和游戲"甚至公權私用而致富。如果一個人的財富的增加不以他人利益受損為條件，也就是利己不損人，則這種個人財富的增加就會引致社會總福利的凈增加，因而是有效率的；反之，就只是財富的轉移或再分配，社會財富就沒有新的增長，因而是無效率的。(這就是經濟學上講的"帕累托規范")。

　　所以結論是:

　　一個經濟體的增長速度和增長質量，與制度的效率息息相關。通過非自由非公平交易獲取財富的制度空間越小，這個制度就越有效率；此時個人財富的增加就會引致社會財富的凈增長。反之，如果通過非自由非公平交易獲取財富的制度空間越大，那末這個制度就越無效率；此時個人財富的增加就會抵消社會財富的凈增長。在一個無效率的制度(莠制)中，財富的積累、集中和貧富的懸差、分化，將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從而成為社會穩定的巨大隱患和威脅。屆時，理性和思考就成了公眾的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資源稟賦不易改變，但我們卻可以也必須在資源稟賦既定或變化不大的情況下盡力完善制度建設，提高制度效率、優化資源配置，從而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這或許是我們在探討和諧財富制度時需要特別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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