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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北京1月12日訊 記者王毅報道：近來“平價醫院”是個熱門詞，新年伊始，又在衛生部首次定點定時新聞發布會上鄭重鼓吹起來，一時間成了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靈丹妙藥。
在就醫匱乏或者矛盾比較突出的情況下，比如百年前的英國或者一戰后的美國，甚至包括當代美國，由社會組織和慈善機構創建的濟慈、濟困醫院，這是一種必要的補充措施
。但是，現在儼然要將其上升到主流的地位。這種思路和工作方式令人擔憂。
首先作出這種決策是比較草率的。平價醫院在2005年中后期見諸報道，衛生部對此諱莫如深。這一次在媒體的提問下，驟然給了大家一個“驚喜”。而衛生部之所以要采取這種思路，據發言人毛群安說，“是根據廣大群眾的要求，也根據一些地方實際經驗”。但是，“廣大群眾的需要”是否要以這種赤裸裸的濟慈方式來滿足，地方的經驗是否能上升到國家宏觀政策的層面，衛生部沒有進行嚴謹的考證，在各方的壓力之下，拍拍腦袋就行了。
其次，這種決策是否真的可行？如果這種思路被扶為正統的話，上行下效，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短時間內所謂的“平價醫院”會在各地涌現出來，成為一個“體系”。但是這些平價醫院和基層醫院有什么區別？這些基層醫院在中國目前奇特的病源配置的環境下，嗷嗷待哺，當地財政捉襟見肘，又哪兒來一筆橫財去支撐“平價醫院”？而且這些平價醫院不可能按照社區來配置，最多能解決極少數特殊人群的醫療需求，卻要拿來解決“看病貴看病難”的重擔。可以肯定，平價醫院可以在某些局部地方緩解激烈的就醫矛盾，但就一項全國性政策而言，給地方財政、醫療系統、醫患雙方帶來的拖累將是深刻和深遠的，并且，可能耗盡衛生部兩三百號為數不多的人力資源，使其無暇顧及醫療行業結構和制度問題。
然而衛生部為什么會提出這樣的舉措？這不是提問式的靈感，因為毛群安說，2006年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要求各地建立平價醫院。這實際上反映了衛生部缺乏對醫療體制環境的解讀能力和整體把握能力。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姑且不論，從下面采集的經驗甚至不加以提煉和損益評估，就草率地要在全國照本宣科推廣。
我們不妨來分析，地方自發形成濟困醫院，這是地方用來解決特困人群的手段，這是就醫矛盾到了十分尖銳的程度下，地方對整個醫療行業無能為力的情況下，產生的代償性行為。這種情況，在百年前醫院系統形成初期也曾出現過，當時是由很多慈善機構來填補就醫真空。但是現在，在宏觀層面，以我們所儲備的醫院和醫療制度知識，以我們現在可以動用的醫療資源，如果在全國平地建立起一套“平價醫院”體系，無疑舍大就小，不作廣廈千萬，卻甘作漏雨茅屋。我們本該采取諸多宏觀政策杠桿來重新調配地區醫療資源和病源配置，以此來構建社區醫療，扶持社區醫療機構，我們本該構建第三方、醫院和政府代理方的制衡系統，來真正形成對百姓有利的議價環境，我們本該重新配置和監管地區大醫院的收益，使這些單位動輒數億的收益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們本該制定優先的醫保政策，從財政上來真正解決特殊人群的醫療需求，而不是開出“平價醫院”的空頭支票。
有些衛生官員常說，衛生部是個小衙門，非不為也，乃不能也。但是，既然負責掌握天下健康命脈，不為大善，即為偽善。我們看到，衛生部近期不像是“公共部門”，頗有點“公關部門”，熱衷于監察保健品等容易出彩頭的活兒(這些活兒自有藥監局、疾控中心和醫學會等專業部門來承擔)，卻對健康領域整體戰略束手無策。
如果說我們缺乏整體解決健康難題的智慧，這并不是關鍵，因為我們還有摸索的空間和時間，還有分期解決的方案。但是，如果缺乏直面困難的決心，如果缺乏積極的大局觀，如果缺乏當仁不讓的勇氣，那么醫療體制改革這將是我們這一代人生理和心理上永遠的“隱痛”，我們的健康政策也將累及子孫后代。決心和大局觀，這是醫改所需要的最關鍵的素質。二十年中，我們吵吵鬧鬧，但看不到，醫療體制改革不同于我國改革初期的粗放模式，它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外部性極強的系統的自我調整，社會效應并重甚至更重于經濟效應，對固有內部利益各方的重新分配，難以依賴市場或外資等外力推動。在這種情況下，擠牙膏式、自下而上式、無為而治的改革難有作為，必須具備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勇氣，宏觀把握，手術刀式操作，必須善于借勢，善于利用政策和法律杠桿，平衡經濟增長和健康需求之間的和諧促進。
究其萬端，為天下謀健康，存此一心，雖不中，亦不遠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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