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鼓勵自主創新更須保護知識產權

　　沒有知識產權的嚴格保護，就不會有原創發明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總裁 任正非

　　11月19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韓國釜山舉行的“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的演講中提出：我國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為全球貿易持續增長繼續做出貢獻。

　　溫家寶總理今年9月10日在“珠海企業座談會”總結講話中也指出：我們要鼓勵自主創新，就更要保護知識產權，這是國家發展戰略。

　　主席和總理的講話使我們為之振奮，激動萬分。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相當多的政策，幾乎都是關于物權保護的，從而使

　　過去我們對知識產權的定位，基本是放在對外貿易項下，為解決貿易摩擦而定位。而且人們普遍認為，知識產權是西方用來遏制中國發展的利器，因此，為了反對西方的技術霸權，我們更多的是向西方作些解釋，而不是真正理解其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戰略意義。

　　我認為必須把知識產權作為中國發展所必需的國家戰略來推行，變防御、解釋為主動建立知識產權體系，包括重視開發，重視知識產權積累，重視知識產權轉化，重視知識產權保護。

　　沒有知識產權的嚴格保護，不通過保護使原創發明人享受應得利益，就不會有人前仆后繼、奮不顧身地去探索奮斗，就不會有原創發明。沒有大量中國公司的原創發明，中國就永遠進不了“高地俱樂部”，就永遠受制于人。這樣下去，真正受傷害的是中國有發展潛力的企業，而不是西方企業。因為西方企業的核心知識產權是侵犯不了的：一是它不放在中國，二是它只用于貿易保護，三是其國內對知識產權保護極其嚴格，無論法律處罰、還是行政管理措施都極嚴格，幾乎沒有人敢偷盜他們的技術機密，貿易保護僅使他們損失一些利潤，無傷皮毛。

　　而中國企業的處境則不同。如果沒有嚴格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或者有了法，治不了，法律沒有形成威懾力，那么這些中國公司的核心知識產權就極易被偷盜，從而使它們喪失競爭力。投入這么大的巨資，卻守不住研發出來的成果，許多公司就不會再有投入原創性發明的沖動，長此以往，將喪失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也將使整個國家喪失競爭力。

　　歷史上的中華民族是富于創造的民族，奇思怪想不計其數，有著極易產生原創發明的土壤，如果有好的政策指引和法治環境，幾十年后，中國未必不是科技大國。

　　中國是一個缺少自然資源的國家，其富強之路唯有靠教育，唯有靠少消耗資源的高知識產業，以此換取它國的富余資源。如果不像保護物權一樣保護知識產權，這個目的就達不到。中醫、中藥、武術等國粹為什么世襲單傳？就是因為沒有保護知識產權的體系，全社會更缺乏這種意識，現在印度已經為瑜珈姿勢申請了1500種版權。為什么我國的軟件產業在短期內難以趕上印度？也是因為軟件是一種極易被偷竊和盜用的產品，而印度有著極其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

　　專利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國：1236年英皇亨利三世頒給波爾多的一個市民制作幾種花布15年的特權；1474年威尼斯共和國頒發了世界上第一個《專利法》；1624年英國頒布了《壟斷法》，這是世界上第一部正式而完整的《專利法》。專利制度的核心是：通過國家給予專利權人一段時間的獨占權利(如20年)，鼓勵發明人向社會公開其技術，以達到發明為人類繼承和分享的目的，實際上是解決私權和公共權利平衡的問題。

　　同時，專利公開可避免大量重復研究和社會資源浪費，人們可以互相啟發，在此基礎上研究出更高水平的技術成果。

　　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統計：人類90%%以上的發明創造，都可以從專利技術公開的文獻中獲得；70%%以上的最新發明創造，只能從專利技術公開的文獻中獲得。

　　美國總統林肯本人就是一個發明家，他對專利制度的理解一直被奉為經典，他說：“專利制度為智慧之火添加利益之油”。

　　專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必然導致經濟如火如荼。18世紀的工業革命，常常被說成是瓦特發明蒸汽機，斯蒂勞遜發明了火車而引發的。其實這場工業革命，是英國當時各項政治制度改革的結果。沒有這些制度改革，那些對人類進步有重大影響的發明創造，就不可能不斷得到正向激勵而生生不息。在鹽堿地上是不可能把一項發明演變為一片茂盛的莊稼的。英國充分發揮了議會的集體作用，這對當時制度的建立十分有好處，這些制度培育了制造的環境。因此，工業革命必然會在英國爆發，而不是在其他地方。

　　1990年代，全世界推崇的硅谷，就是這樣一種現象。通過推動法律保護創造發明，使發明人實現一夜暴富的夢想，并將數百萬發明者像瘋子一樣，投入這個絞肉機內奮斗。這種排山倒海、前仆后繼、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奮不顧身，這種為金錢而奮斗、為富裕而發明的趨勢，使硅谷在上世紀末成為遍地是鉆石之谷。只要您有發明創造，就會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此時別人不是來偷走你的技術，而是帶著金錢和資源來向你投資，與你合作。

　　硅谷的

　　自我國確立科教興國戰略后，中國的科技與教育事業得到巨大發展，中國正在把人口優勢逐步轉變成人才優勢。黨和政府在提倡自主創新、增強國力的同時，知識產權的保護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相信再過二、三十年，我國將會在自主知識產權能力上，取得巨大進步。

　　但是，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基本專利的成長過程，是十分漫長而艱難的，基礎專利的形成是要經歷很長時間的，要耐得住寂寞，甘于平淡，急躁反而會誤事。

　　基本專利的形成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使是應用型基本專利的成長過程，也至少需要7~8年，基礎性基本專利形成的時間更加漫長。從世界上根本沒有這個東西，到發現并研究其理論及規律，再逐漸地被人們所理解并認識其價值，需要一段漫長時間。常常是一些先知先覺者最早認識到一個真理，人們開始并不能很快地理解這些真知灼見，以至于從事這些發明的人不被人們理解，甚至被人譏諷，長不了工資，窮困潦倒。

　　然而真理往往有時就掌握在少數人手里。但這些先知先覺的少數人常常是非常痛苦的，他們像宗教般虔誠的對待其發現，但認同的人卻非常少。也許他們的理論發表后就石沉大海，也許20~30年后才有人慧眼識珠，甚至過了上百年后人們才想起來，他們的研究這時才對科學與技術產生作用，才成為無價之寶。

　　歷史上就有過無數這樣的例子。1958年上海郵電一所就提出了蜂窩無線通信，這是現代移動通信基礎的基礎。1950年代中國科學家吳仲華發明了葉輪機械三元流動理論，奠定了噴氣渦輪風扇發動機的理論基礎，這是現代航空的基礎。這些理論都是在二、三十年后才發生作用。但當時我們沒有認識到它的價值，沒有申請專利。數豌豆的傳教士孟德爾.摩爾根提出了遺傳基因理論，經歷40多年后，西方開始認識其理論的意義，但喧嘩一陣后，又因為不知其有什么作用而再次沉寂數十年。因為孟德爾的傳教士身份，又被我們冷凍了幾十年。今天我們才開始積極地進入這個領域。如果克隆也被授予專利權的話，這項英國人的發明對未來遺傳學的產業化，會有多大的影響！可見基因是經過了一、二百年，人們才認識到它也許有用。

　　在科學技術上，特別是基礎理論上，我們要有耐心，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長。太急功近利，就會喪失許多機會。

　　應該說前面列舉的那些發明家，還是十分幸運的，畢竟他們的發明像梵高的畫一樣，終于被人們認識到了它的價值。而在這些先驅者隊伍中還有更多的人，他們至死也沒有看到自己為之奉獻一生的東西，產生社會價值，我們總不能在看到價值后才去尊重他們。如果沒有一種世人公認的激勵措施，就不會有前仆后繼的人去探索創造發明。所以，一定要尊重知識產權，無論是自己的、別人的，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這對我國將來成為科技大國，是有戰略意義的。

　　雖然有些發明不可能以商業價值來評價，但其對人類發展所起的巨大意義，則應由國家及人民來給以肯定。如高溫消毒是一個簡單的發明，然而在18世紀，這的確是一項偉大的發明，它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法國科學家巴斯德生長的時代，是歐洲戰火紛飛的時代，大量的傷兵受感染而死亡，當時人們并不知道是由于細菌引起的。手術刀具、裹傷布都沒有消毒，巴斯德從啤酒變酸的研究過程中，發現了高溫可以殺死細菌，從而大量避免了死亡，當時也挽救了大量產褥熱產婦的生命。

　　這是在黑暗中摸索了幾百年才找到的真理，原來它是這么簡單，但是這項發現避免了當時歐洲幾十萬、成百萬的人死亡。

　　從看門人胡文虎克制成顯微鏡到發現細菌，再到巴斯德發現高溫可以殺死細菌，弗萊明發現青霉素……人類在征服細菌的道路上，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價，科學家們付出了多么艱辛的勞動，當然他們最應得到合理的報酬。今天人類又在征服癌癥、

　　西方國家在知識產權策略和政策上，都被證明是比較成功的，這些策略和政策，促成了其經濟大發展。我國正在自主知識產權經濟上急起猛追，但我認為急是急不來的，要從根本抓起，要臥薪嘗膽幾十年。當前我們要加大對農村中小學的投入，提高人民的基本素質是國家的責任，提高個人的謀生技能是個人投資的責任。要用二、三十年時間，使農村孩子享受到與城市孩子一樣的教育，使我國在人才數量上超過西方。國家要想拉動經濟，唯有投資教育，才會長遠造福國家。

　　一定要大幅度提高教師的工資待遇，使之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要用最優秀的人才，培養更優秀的人才。只要將農村中小學的教師待遇，由國家支付達到一定標準，每年畢業的大學生，就會有一大部分奔赴那里，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也就解決了，而且也為未來培養了一大批人才，提高了國家的競爭潛力。

　　這些大學生也許不會一生呆在農村，但是可以去二、三年，就如三十年代的陶行知、黃炎培、晏陽初、梁漱溟、任摩遜等一大批搞農村教育的老前輩那樣，曾經這樣服務過農村教育。當中國在人才數量上大大提高、達到一個較高水平時，中國經濟一定會出現井噴式發展。

　　中國在按計劃進行一些科研的戰略投入方面，國家力量是強大的，類似兩彈一星、神舟載人飛船這樣的項目，我國的規劃能力越來越強。只要保持將一定比例的國民經濟收入投入到教育與科研，我們一定會在幾十年后有較大成就。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寬容那些我們還不理解的專家，寬容他們的研究方向，支持他們的研究課題。也要寬容那些不能全面發展的孩子，擴大因材施教的范圍，誰知道今天這個有缺陷的孩子，會不會是明天的貝多芬。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也許今天我們不理解的事，明天會成為梵高的向日葵，抑或是閣樓上的林布蘭。

　　國家對研究的支持，要集中在基礎研究上，應用研究應由受益人去投資。因為基礎研究成果是國家的，每一個企業都能享受到理論的陽光普照。寬容也許會出戰斗力，寬容也許會使國家未來的戰略地位更高，也許會使社會更加和諧。我們要允許在科學技術上的百花齊放，對他們一視同仁的支持，眼睛要看百年。

　　專利是國際市場的入門券，沒有它高科技產品就難以賣到國際市場。華為雖然每年按銷售收入的10%~15%投入研發，在研究經費的數量級上，縮小了與西方公司的差距，也在專利上縮小了差距(華為目前已有8000多項專利申請)，但相對世界幾十年的積累，這些依然是微不足道的。專利投入是一項戰略性投入，它不像產品開發那樣可以較快的、甚至在一、二年時間內就看到其效果，它需要一個長期的、持續不斷的積累過程。

　　多年來華為一方面加大專利研發的投入，一方面真誠地與眾多西方公司按照國際慣例，達成了一些知識產權的交叉許可協議，有些還在談判并繼續達成協議的過程中。思科訴華為，只是所有這些談判中沒有取得一致意見的一例，在西方發達國家這種官司非常普遍。華為在這場訴訟中，證明了自己是清白的，是講誠信、值得客戶及競爭伙伴信任和尊重的。現在這個官司已經結束了，它沒有影響華為與思科繼續合作。

　　國際市場是一個法治環境，也是一個充滿官司的環境，華為有了這些寶貴經驗，今后就不會慌張失措了。華為以后主要的銷售在海外，如果沒有與西方公司達成的許可協議和由此營造的和平發展環境，這個計劃就不能實現。我們雖然付出了少量專利許可費，但我們也因此獲得了更大的產值和更快的成長。

　　當前我們在技術上也要韜光養晦，要承認人家比我們領先了許多，我們還在文革的時候，或在文革后百廢待興的時候，人家有些專利就已經形成了。通過談判，付出合理費用，就擴展了市場空間，對我們是有利的，至少可以拉動巨大的制造業前進。

　　由于技術標準的開放與透明，未來很難再有一家公司或一個國家，持有絕對優勢的基礎專利，這種關鍵專利的分散化，為交叉許可專利奠定了基礎，相互授權使用對方的專利，將更加普遍化。由于因特網的發達，使創造發明更加廣泛化了，更容易了。我們要在知識產權方面融入國際市場俱樂部。聽了總理的話，我們心中更踏實了，我相信我們的計劃一定會實現。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干事阿帕德.鮑格胥博士在位于日內瓦的知識產權組織總部大樓大廳圓頂上的題詞寫道：人類的聰明才智是一切藝術成果和發明成果的源泉，這些成果是人們美好生活的保證，國家的職責就是要保證堅持不懈地保護藝術和發明。

　　我們相信在國家的法律保護下，我們的目的一定會實現，我們的目的一定會達到。當施光南創造歌曲的收入不再是十幾元，當原創發明人得到尊重不再窮困潦倒……我國到那時，將真正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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