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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
被套南京夫子廟、撤離上海樓市，遭遇2005年炒房滑鐵盧后，炒煤又遇國家投資煤礦政策的準入瓶頸，手持巨資的溫州商賈開始將眼光投向了改制中的北京國企產權。昨日，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表示，“這是最后的晚餐了。炒房不利，炒煤遭遇國家投資煤礦政策的準入瓶頸。溫州企業家只能通過產權運作，進入實業。我們很看重這次的北京
之行�！�(《上海證券報》1月7日)
從溫州炒房團，到溫州炒煤團，再到溫州炒國企團，可以說近兩年溫州民間資本的流向成為一些暴利行業價格漲跌的風向標。
應該看到，雖然溫州的游資以團隊的方式進入某一投資領域，給這一投資領域帶來了相當負面的影響，譬如溫州炒房團曾拉動了房市價格的虛高，譬如溫州炒煤團也一度讓煤礦的行情炙手可熱，但伴隨著國家相關宏觀政策的出臺，這些以盈利為基本目的的游資陡然間失去了獲取高額利潤的空間。也正因為如此，退出房市與煤市，尋找新的利益增長點也成為溫州游資的必然選擇。在如此背景下，溫州游資對于北交所的“示好”自然是青睞有加。
那么，何以周德文會表示“炒國企”竟成為溫州游資“最后的晚餐”？我以為，這句話里，包含著相當豐富的信息量。
其一，北交所的示好，讓溫州游資看到了新的利益投資方向。一方面，是北京國企在改制過程中需要資金注入；另一方面，則是北京對國企改制的參與者的身份沒有限制。這兩個方面的因素，自然促成溫州游資的“北漂”。
其二，國企改制尚是個嶄新的投資領域，國家相關的規范性政策尚未能出臺，因而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適度投資，完全有利可圖。
其三，“最后的晚餐”，實則意味著在現有的國家大經濟環境下，可供游資進入的領域并不多。房市規范化、煤市風險加大，而諸如電力、航空、石油等壟斷領域，雖然有國家的“非公經濟36條”為民企民資開啟了準入的大門，但若貿然進入，必然遭致壟斷巨頭們的強力阻擊。
我以為，對于大規模游動的民資，國家既要對其流向、投資、炒作予以高度關注，并予以制度上的規范，同時更要在相關政策與制度完善的背景下，給予其有更為廣闊的投資空間與環境。唯有開辟更多民資可以進入的領域，對民資的準入予以扶持，大批游資同時涌入一個領域、造成該領域資金擁堵的現象才會得到根本緩解。
顯然，讓極易集中投資的民資有更多的投資點，并因此將這些資金合理分散到諸多的領域之中，才對各行各業的健康發展更為有利。而民資的集中進入，只會讓本就爭議多多的國企改制變得更加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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