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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劍
自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中,中國已經吸收的FDI達到5000億美元,這個數字是戰后50年間日本吸收FDI的10倍。與此同時,中國自2002年之后開始超過美國,成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軍。有人宣布,中國已經成為世界FDI一個巨大的磁極。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短時間中超越世界資本主義的首都美國,的確是非常令人吃驚的,絕大多數人也將此看成中國勢
如破竹的全球競爭力的一個明證而甘之如飴。但正如我們在低工資中所發現的秘密一樣,中國傲視全球的FDI之中，也同樣隱藏著巨大的代價。除了低工資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擁而至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國各地方政府以競次方式對自然資源、環境、市場,甚至是政府稅收的甩賣。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經濟在原有體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長動力實際上已經衰竭,與此同時,地方政府賴以推動經濟發展的金融資源被全數上收,在這種情況下,引進外資幾乎便成為各地方政府繼續維持本地經濟增長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進外資作為一種國家戰略也受到了毫無節制的鼓勵。對于地方政府官員個人來說,不惜一切引進外資是風險最小而收益最大的。這是中國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背景。然而,當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洞悉了這個秘密，并且同時將其作為發展經濟的不二法門的時候,競爭走向白熱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結局。在中國引資之風刮得最為熾熱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地方政府的甩賣式的競爭達到了非常慘烈的程度。蘇州是中國吸引外資最為成功并將這個戰略發揮到極致的榜樣,為此,蘇州獲得了一系列的贊譽和政治上的獎賞。但蘇州為此付出的代價卻很少有人提及。
一份江蘇省政府的內部刊物披露,蘇州的土地開發成本為每畝20萬元,但為了引進外資,卻將地價壓至每畝15萬元。在這種惡性競爭的驅使下,周邊的吳江、寧波、杭州地區只好將地價壓到每畝5萬元左右的超低水準。由于地處相鄰,號稱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這種殺價競爭。在上海郊區,每畝土地的價格也被壓至5萬~6萬元。如此,就出現了在中國經濟不斷增長但招商用地價格不斷下滑的奇怪現象。在蘇州昆山,每畝工業用地的價格從2001年的9.5萬元降到2002年的8萬元,再降到2003年的6萬元。對于這種降價,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一位負責人說: “我們不降就失去競爭力。”這位負責人顯然是誠實的,但這種誠實卻將中國FDI中的競次邏輯暴露得相當徹底。
中國在FDI上的競次雖然首先表現在土地的甩賣上,但絕不僅僅表現在土地上。在大多數情況下,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外資,采取的都是“組合”性的競次策略,這意味著不僅要在土地上讓利,還要在財政,甚至金融上予以補貼。同樣是在長江三角洲地區, “零地價、送廠房、政府指定銀行配套貸款(1:1甚至1:2的比例)、‘五免十減半’等‘政策傾銷’”已經成為這個地區常見的引資組合拳。有人形象地將此稱之為政府的“割肉比賽”。當然,政府本身是無“肉”可割的,這些所謂“肉”其實都是本國人民的福利。以犧牲本國人民的福利換取FDI的觀賞性指標,對政府官員及FDI的投資者來說都是凈收益,但對本國人民來說,則是純粹的賠本買賣。
了解了中國FDI這種放血式的真實內容,我們就不會對下面這樣一個事實感到驚訝了:在中國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排名全國第四的蘇州市,在多項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標上竟然落后于遠處中國內陸的成都市。中國FDI在增進本國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見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來影響本國居民收入上的負效應可能還遠遠沒有顯示出來。因為土地、自然資源可能在未來產生的現金流收益都在通過GDP在源源不斷地外流。把財富帶走,把GDP留給中國,這就是競次邏輯下FDI的另外一面。
有中國學者曾經對FDI的效果做出過某種宏觀估計,他們認為,如果假定FDI的投資收益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國家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為3%,那么中間這7個百分點的投資收益率差距,將意味著資本效率的重大損失。中國與日本一樣,是儲蓄率奇高,資本相當豐富的國家,但中國在改革開放26年當中吸收的FDI不僅相當于日本戰后50年的10倍,而且還在年度數字上超過儲蓄率低得可憐的美國,這實在是一個相當讓人詫異的事實。這除了證明中國存在驚人的資本浪費之外,證明的另外一個事實是:中國節節升高的FDI是一個政治選擇,是一個非理性的體制作出的非理性的經濟選擇(雖然它對官僚體系的利益來說是一種理性選擇)。可笑的是,這種政治選擇僅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數據,而我們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國民福利的凈損失。既然是體制的選擇,那么,只要這個體制不變,這種競次戰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難回頭。
一位學者在研究了中國一些地方政府2005年的經濟計劃之后發現,引進外資被普遍提升到“經濟發展生命線”的高度,他幽默地評論道：地方政府全年的三個工作重點第一是引進外資,第二是引進外資,第三還是引進外資。在中國整個改革時期,向中央政府爭取所謂的項目和投資,一直是中國地方政府官員發展經濟首要的事項,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FDI為這種傳統思路開辟了另外一條捷徑。如果說前一條路導致巨大的投資浪費的話,那么后者則是洞開了財富的輸出之門。套用一代人耳熟能詳的一句臺詞就是:我們不能怪國際資本太狡猾,太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這顯然不是一種榮耀。正如一位評論家所精確評論到的那樣:資本總是流向那些“勞動力價格最低廉而政府保證剝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對自然環境的剝削)。毫無疑問,聞利起早的國際資本是非常歡迎這種體制的,所以,他們也十分樂于用最廉價的贊揚來滿足我們熾烈的虛榮心。
中國在全球化競爭中的競次手段,遠不止于人為壓低的工資價格,也遠不止于土地收益、財政收益的贈送。對環境破壞的容忍,對自然資源的消耗性開發,對本國市場的讓渡,對本土經濟的歧視等等,都是這種競次方式的體現。有太多的證據表明,在中國贏得“世界工廠”美譽的同時,中國的環境破壞、能源消耗率、自然資源消耗率都已經達到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而這,正是“世界工廠”得以奠定的基礎。在這個星球上,人們可能只見過賴賬不還的發展中國家,卻很少見到像中國這樣奢侈和大方的窮國。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曾經以賠本賺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國以同樣的方式“無私”地補貼著國際資本。這真是一種絕妙的歷史雷同。在這種歷史雷同中,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某種核心體制和文化的歷史延續——一種一貫歧視、壓抑本土自主民間力量的體制和一種政府中心主義的戰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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