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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舸
近日，李毅中在安全生產視頻會議上表示，要強化責任意識，將安全生產責任分解落實到地方各級政府、各有關部門和企業，并作為政績、業績考核的重要內容，“2006年要把億元GDP死亡率、工礦商貿十萬從業人員死亡率等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考核指標”。
億元GDP死亡率成為政績考核的重要內容，與之前的綠色GDP設計思路如出一轍。其中體現出來的“以人為本，關愛生命，追求和諧”的精神值得肯定。不過，GDP死亡率也許不能承載如此重任。自上而下的政績考核體系受到非議，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用各種剛性的指標來簡單地判斷好與壞，很容易察其表面而失其根本。用一個個剛性的數字，應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總讓人覺得力有不逮。
以公眾最為關注的醫療領域為例，廣東省衛生廳的統計顯示，梅州市邊遠山區八成新生兒選擇在家接生。基于生活中的常識，在家私自接生，嬰兒的死亡率必定高于在正規醫院的專業接生。如果由“梅州市邊遠山區八成新生兒選擇在家接生”的現實，引出梅州市邊遠山區新生兒死亡率高于廣東其他地區的結論，再推論這個地區的主管領導不合格，顯然是不行的。再引申開來，那些含恨倒在醫院高收費大門之外的、久病不治撒手西去的，算不算非正常死亡？
交通領域雖然沒有煤礦領域那么多震人心魄的特大傷亡事故，但總體的死亡人數也是個龐大數字。其中，有多少車禍是駕駛員基本技能不過關、超載行駛以及疲勞駕駛？這些都是本不該發生的非正常事故，可到底如何防止呢？某地交管部門以司機事故發生率問責培訓駕校的把關，引來反對聲一片，就是因為事故發生的一瞬間，經驗再豐富、記憶再高超的老手也可能手足無措，豈能把責任歸咎于駕校。同樣的邏輯可順延至交通主管部門。對于交通主管部門的瀆職考察，可以從其道路服務設施完善與否、公共服務是否缺位等“因”入手，而無法從交通事故死亡率這個“果”來界定。
政府不是GDP指標的創造者。億元GDP死亡率加上政績考核治不了非正常之痛。記得前些年重慶某地出臺“出現多少人死亡的安全事故，一把手就地免職”的嚴規，一度讓當地官員睡不著覺。時至今日，類似的舉措已從我們腦海中消散，不僅是因為行政監管存在的天然惰性，更因其不夠科學合理，無法應對復雜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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