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報：后農業時代來臨 中國將如何應對

　　本報記者  魏紅欣  實習生  崔笑

　　從2006年1月1日開始，聯合國不再對中國提供糧食援助，也是在這一天，中國農民徹底告別延續了幾十年的農業稅

　　世界糧食計劃署執行總干事詹姆斯·莫里斯說：“中國在幫助人民擺脫饑餓和貧困上

，比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有經驗……中國不再需要我們了。”聯合國對中國糧食自給能力的確認，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工業反哺農業時代”到來的判斷

　　華南農業大學經濟貿易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羅必良教授表示，給農民一些看得見的實惠，讓農民暫時增收，相對容易做到。但要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農業競爭力，讓農民持續增收，就必須實施制度創新

　　2006年1月1日，對中國這個傳統的農業大國而言，顯得有些特別。

　　從這一天開始，聯合國不再對中國提供糧食援助。去年年底，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在北京正式宣布停止對華糧食援助的期限。

　　也是在這一天，中國農民徹底告別延續了幾十年的農業稅。去年12月29日下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經表決決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廢除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十六次會議于1958年6月3日通過的農業稅條例。

　　至此，中國正式步入了真正自給自足、輕稅薄賦的后農業時代。

　　“誰來養活中國”論破滅

　　1994年9月，美國學者、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發表了長達141頁的《誰來養活中國———來自一個小行星的醒世報告》，并很快得到西方輿論界的大力追捧，一時之間，“誰來養活中國？”的觀點甚囂塵上。布朗認為，由于中國日益嚴重的水資源短缺，高速的工業化進程對農田的大量侵蝕、破壞，加上每年新增加一個北京市的人口，到21世紀初，中國為了養活10多億的人口，可能得從國外進口大量糧食。這可能引起世界糧價的上漲。由于全球經濟的一體化，中國的糧食問題可能會對世界的糧食供應產生巨大的影響。

　　綜合比較各種數據，布朗提出如下結論：1990年至2030年之間，由于人口增長、收入提高，中國的谷物總需求量將達到4.79億噸至6.41億噸，而中國自身的谷物產量卻會不增反降，只有2.74億噸。一方面是糧食需求增長85%，另一方面是糧食生產減少20%，于是中國將出現2.07億噸至3.69億噸的谷物缺口，相當于目前全世界谷物總出口量（2億噸）的1至2倍。因而中國不但不能養活自己，而且將把世界糧食市場“買空”，乃至造成世界范圍內的糧食短缺，甚至引發全球政治和生態危機。

　　這樣的論斷雖然過于聳人聽聞，但鑒于當時中國的糧食生產能力，以及因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導致農田被不斷侵占的趨勢，這樣的預言還是頗有警醒意義。即便當時就有中國學者撰文反對布朗的觀點，卻未必能夠令世人信服。

　　確實，中國人口眾多，耕地只有16億畝，人均耕地數2畝也不到。記得新中國剛剛建立時，西方就有不少人鼓噪，中國的歷屆政府都解決不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共產黨肯定也解決不了。

　　開始成為糧食援助捐贈國

　　今天，聯合國宣布停止對華糧食援助的消息，無疑是對以“誰來養活中國”為代表的“中國威脅論”最有力的回擊。它不僅標志著中國26年的糧食受捐贈歷史畫上了句號，而且中國開始成為一個重要的援助捐贈國。

　　中國以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0％多的人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貧困人口從2.5億減至目前的2610萬，占世界同期減貧人口的70％；最近5年世界貧困人口增加了3億，中國“十五”前4年絕對貧困人口卻減少了600萬。25年來，世界主要農產品增長份額20％以上來自中國，中國糧食年產量從3億噸增至5億噸，主要農產品供給也實現了總量平衡、豐年有余的歷史性轉變，并因此獲得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官員“中國在全球千年發展目標中所作的貢獻，給予再高評價也不過分”的盛贊。

　　奇跡不可能憑空而來。回顧中國逐步實現糧食自給和不斷實現脫貧奇跡的過程，生產關系領域不斷推進的制度創新，和生產技術領域的技術變革，是最根本的動力之源。其中，農業科研的作用不可低估。最著名的當屬中國工程院院士、國際科技界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他所取得的世界級技術成果，大幅提高了土地的單位產出率。目前，雜交水稻以20％的增產幅度在中國得到迅速推廣，種植面積約為2.3億畝，每年增產糧食超過200億公斤，可多養活數千萬人口。

　　不但如此，有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中國對世界糧食計劃署的捐贈援助增長了40%，中國正逐步成為一個重要的援助捐贈國。正如世界糧食計劃署執行總干事詹姆斯·莫里斯所說：“中國在幫助人民擺脫饑餓和貧困上，比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有經驗……中國不再需要我們了。”毫無疑問，這一切與中國有關部門長久以來對農業的重視是分不開的。聯合國對中國糧食自給能力的確認，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工業反哺農業時代”到來的判斷。

　　“工業反哺農業時代”到來

　　幾乎在聯合國停止對中國糧食援助的同時，中國全國人大通過廢止了農業稅的條例，自新年的第一天，中國9億農民將徹底告別農業稅，而在此前漫長的農業社會里農業稅被稱為“皇糧國稅”。

　　對此，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農業問題專家萬寶瑞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農業稅的廢止標志著中國“工業反哺農業”時代的到來。“廢止農業稅是這個系統工程的步驟之一，也顯示了中國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決心和力度。”

　　他認為，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目前，中國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占經濟總量的比例關系達到13.1∶46.2∶40.7，這意味著中國已經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反哺”條件已經成熟。

　　此外，對于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農業的競爭力而言，按照13億畝耕地計算，取消農業稅意味著每畝減少農產品生產成本38元，按照糧食生產來說，每畝減少成本10%-20%，因此對提高農業競爭力也將發揮重要作用。

　　廢除農業稅僅是第一步

　　據分析，免征農業稅、取消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可減輕農民負擔500億元。對于農業稅的廢除，國內外輿論均發表了各自的看法。

　　中國財稅法研究會常任理事薛建蘭認為，現行農業稅法已嚴重滯后于現實，更不利于提高中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系副主任張文春表示：“這樣的規定（廢除農業稅之前）導致了近十幾年來農作物和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實行市場化以后，農民的收入并沒有隨著產量的增加而增長，稅收負擔卻在不斷加重。”

　　華南農業大學經濟貿易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羅必良教授則表示，取消農業稅表明中央正加大力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在穩定現有各項農業投入的基礎上，新增的財政支出和固定資產投資向“三農”傾斜。他同時表示，給農民一些看得見的實惠，讓農民暫時增收，相對容易做到。但要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農業競爭力，讓農民持續增收，就必須實施制度創新。

　　國外有媒體認為，相對于令人振奮的經濟增速和日漸高漲的國際形象，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現狀與困境，頗讓人擔憂。曾有外國專家用“城市像歐美，農村像非洲”來描述對中國城鄉差距的看法。作為世界上惟一對農民征稅的國家，取消農業稅之舉體現出中國正在政策方面給予農民更多的支持，盡最大努力縮小城鄉居民收入。

　　同時，海外也有輿論指出，取消農業稅無疑將改善中國農民的生活，但影響大小目前還不好說。有分析人士指出，影響中國農民增收的因素很多，農民的負擔也不僅僅局限于農業稅，他們可能還得繳其他的費用，因此有了“頭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的民間說法，主要原因就是有些地方將其他稅種附著在農業稅上、偽裝成“皇糧國稅”搭車征收，這實際上是一種地方和部門挪用國家強制力、透支農民對國家的信任的行為。

　　有關資料顯示，1990年到2000年間，中國農民上繳的各種稅收總額，就由87.9億元迅速增加到465.3億元，增加了四五倍。農民除了要繳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還有著名目繁多的提留統籌費和各項社會負擔。另外，是否能夠避免負擔反彈，防止免繳農業稅后再增繳其他收費也將直接與農民今后的生活息息相關。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要切實減輕中國農民的負擔，應該更加注重農業稅之外的各類雜費，制定并推出對包括土地制度在內的中國農業體制進行根本性改革的措施。希望農業稅的取消能夠使寄生在其上的其他各種搭車收稅的現象最終得以遏制。

　　《國際金融報》(2006年01月06日第十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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