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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就業農業稅和經濟國際化


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1月02日 10:49 第一財經日報

  郭繼豐

  關于人口與就業

  2005年12月24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舉辦“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研討會”,集中探討未來幾十年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人口老化、人力資源的趨勢及其對經濟發展
的影響,以及今后我國人口與經濟發展戰略及政策的前瞻性研究和建議。

  蔡昉:“人口紅利”將耗盡。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我國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均GDP增長是靠人口年齡結構優勢獲得,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資本積累對推動我國經濟的增長舉足輕重;從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來看,恰恰是“人口紅利”延緩了資本遞減的速度,贏得了更長時間調整經濟發展的方式。但是,“人口紅利”從來不是永久性的增長源泉。隨著人口轉變的完成,這種特殊的增長源泉終究會消失殆盡。屆時,將面臨著勞動力出現結構性短缺、居高不下的儲蓄率衰退,以及社會養老負擔日益加重的各種挑戰。必須轉變經濟生產方式,利用生產率的提高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創造源泉;利用和開發“人口紅利”,充分挖掘人口轉變的潛在貢獻。

  翟振武:從人口紅利轉向技術創新。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社會學院院長翟振武認為,經濟增長的源泉應當從依靠良好的人口結構(即“人口紅利”)轉為以技術的創新能力為主。未來引導經濟增長的元素里,人口結構不可能作出如此大的貢獻。所以“人口紅利”在生育率下降的過程中,終究會成為一個歷史現象,調整政策延緩一點時間只是短期效應。從長期而言,需要依賴產業換代,依賴技術的創新能力,才可以“長治久安”。

  樊綱:寧要老齡化不要不充分就業。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認為,中國正在老齡化,而且依然處于工業化和勞動力配置的過程。到目前為止,非農部門只吸收了全部勞動力的55%,若要實現工業化過程中的完全就業,需要創造出2億甚至更多的工作崗位。與失去“人口紅利”的風險相比,不實現充分就業所引發的問題更嚴重。若要選擇,寧可要老齡化的問題,也不要不充分就業的問題,老齡化是發展的下一階段的問題,耽誤充分就業的后果則不堪設想。

  關于免除農業稅

  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12月29日高票通過決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農業稅條例》,這意味著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農業稅正式走入歷史。

  宋國青:廢除農業稅對市民無大礙。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宋國青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廢除農業稅對市民無大礙。”宋國青認為:中國財政這幾年狀況很好,免征500億元農業稅,占到1個百分點左右,免除農業稅對整個財政收入影響不大,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調整低收入與高收入差別;免除農業稅與“以工促農”有間接關系,但不是以工業去補貼農業,對城市居民生活在量上影響微乎其微,同時也要知道取消農業稅不意味著農民不再交稅,如果農民進入了流通領域跟城市居民一樣,也要交流轉稅,個人收入多了一樣要交個人所得稅。

  徐勇:農業財政時代的終結。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徐勇在《農民應進入國家保障體系》一文中認為,免除農業稅是一個歷史轉折的標志,標志著以農業稅為支撐的農業財政時代的終結,標志著國家進入到一個主要由工商業為支撐的公共財政時代。免除農業稅負是構建現代國家的需要,它的深刻意義在于為構建一個現代國民國家創建合法性基礎;免稅不會弱化農民對國家的認同,盡管農民不交農業稅費,但只要進行購買,每時每刻都在交稅,而且這種稅負會不斷增多。

  關于經濟國際化

  中國經濟的國際化既表現為中國經濟的向外發展,也表現為外國經濟向國內的滲透,在國際化的進程中選擇怎樣的發展速度、樹立怎樣的理念,是在國際化中需要確立的重要內容。

  徐明棋:謹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徐明棋在《世界經濟》第12期雜志上發表《從日元國際化的經驗教訓看人民幣國際化與區域化》一文,針對近兩年不少學者對人民幣國際化和區域化的熱情,提出了謹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觀點。徐明棋從貨幣國際化的界定開始,分析了人民幣國際化五個方面的條件,即人民幣必須首先實現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人民幣必須保持價值的穩定、人民幣國際化需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做后盾、金融體系的健全性和金融市場的規模、貨幣國際化還要具備一定的政治基礎,總結了日元國際化的經驗教訓,提出了謹慎選擇人民幣國際化的方向首先應該是在東亞區域內經常賬戶交易的結算貨幣,階段性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徐明棋提醒,人民幣國際化應“更加關注國內金融體系的改革和維持金融秩序的穩定,從國家利益出發,冷靜分析外部壓力,通過深化金融改革來推進市場發展”。

  歐志偉:國際評級界應有中國聲音。上海社會科學院市場信用研究所所長歐志偉在接受采訪時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的國際化,國內經濟受到國際評級機構的影響越來越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對我國上市銀行的評級對發行定價產生了相當不利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使海外投資者“低估”了中國上市銀行的真實價值;受中國主權評級的制約,導致國際評級機構對中國商業銀行的評級一直都較低。國內學界與媒體特別是政府官員應淡化國家評級在國內的影響力;國際評級界應有中國聲音,首先應堅持國家主權原則,減少國際評級在國內的影響力,涉及金融安全的領域應保護起來,政府要相信中國本土的評級機構,創造條件、培育市場支持本土評級機構的發展壯大。

  關于改革方向

  過去的2005年,是中央明確規定的改革攻堅年,然而,在這一年中,我們也聽到不少對改革的質疑,看到不少改革的阻力。

  楊啟先:改革要推進要素市場化,推進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改革。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楊啟先在接受《財經時報》采訪時指出,政府改革阻力雖大,但也不能因此停步。目前最好的辦法是釜底抽薪,通過進一步推進資金和土地等要素市場化,來有效促使政府職能的轉變。只要生產要素市場化了,政府就不可能用行政辦法隨意干預生產要素的配置,其職能就必須轉換。

  除了推進要素市場化,還可以進一步推進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改革。搞好這些改革不僅可以解決這些社會事業長期落后的問題,而且可以提高群眾對改革的支持度,獲得他們的真心擁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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