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的聲音集中出現 是誰在反對銀行業對外開放

　　本報評論員 李利明/文 就在建行和中行相繼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建行成功實現海外上市的前后，對“以開放推動改革”的國有銀行改革模式的批評開始集中出現，“國有銀行股權被賤賣了”、“銀行業大規模引進外資將威脅到中國的金融安全”之類的說法，不斷見諸報端。

　　縱觀以反對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為主旨的主要人物及其言論，諸如“不應該引進境外

戰略投資者”、“國有銀行被賤賣”、“向外資轉讓股權威脅到金融安全”等等，其中，不乏一些煽情色彩的、有時與事實不符的感性語言，描繪出一幅臆想中的“外資將逐步控制中國金融業和整個中國經濟命脈，從而達到其政治目的”的可怕圖景。

　　其實，任何改革模式都不忌諱爭論。只要是站在學術探討立場上的理性爭論，最后總會達成共識和諒解。在過去幾年關于國有銀行改革的爭論中，對于不良貸款是否應當二次剝離、外匯儲備注資程序是否合法、是否要進行股份制改革、上市是否是改革必由之路等等問題的爭論，都是在學術界與銀行業界人士之間進行的，他們站在學術角度，立足中國國情和國有銀行現實，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探討與商榷，最終大體達成共識。國有銀行股改也是建立在這些共識的基礎之上的。

　　如今，建行已經成功實現海外上市，接下來中行、工行將于明年上市，下一步農行也將按照相似的步驟進行股份制改造，可以說國有銀行“以開放推動改革”的基本改革路徑和模式已十分清晰。在這個背景下，仔細分析對這一改革路徑和模式的批評，對于總結國有銀行改革經驗，堅定改革方向，意義重大。

　　有關的批評觀點

　　縱覽最近對于國有銀行改革的批評觀點，主要來自四位人士：德邦證券總裁余云輝、上海銀行同業金融部總經理駱德明、被稱為“獨立評論人”的《董事會》雜志執行主編袁劍，以及被稱為“專長于政策分析及研究”的安邦集團首席分析師陳功。其他人士的批評，主要援引他們的批評論點。

　　他們的批評觀點主要反映在三篇文章中：余云輝和駱德明的《誰將掌控中國的金融？》(刊于《上海證券報》)、《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金融版圖告急》(《董事會》雜志的報道)、袁劍的《金融改革的困局和賭注》(11月22日在“新浪財經”上的專欄文章)，這三篇文章，特別是前兩篇文章的觀點和說法，被很多批評者所引用。

　　這四位人士對于國有銀行改革的很多情況并不十分了解，這一點從他們援引的一些錯誤數據可以看出，如“高盛集團和安聯保險等出資30億美元購得中國工商銀行10%的股份”。如在并不了解投資者的分紅只是稅后利潤的一部分的情況下，就得出“交行今年上半年凈利潤46.05億元。按此估計，匯豐銀行今年就可從交行創造的利潤中分得20億元人民幣左右，5年左右就可收回在交行的投資”這樣的結論。這些批評屬于非國有銀行業界人士對于國有銀行改革的并非充分了解客觀現實的批評。

　　這些批評的具體內容可以歸結為“三論”——境外戰略投資者無用論、國有銀行被賤賣論、金融安全受威脅論。仔細分析一下，這“三論”都是站不住腳的。

　　境外戰略投資者無用論

　　這些批評者認為，境外戰略投資者不能幫助國有銀行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

　　袁劍的說法是：一個無法自救的民族在危難時刻是很難指望觀音菩薩突然現身的。期望外資作為善財童子解中國金融于倒懸，恐怕只能是一種神話。從某種角度看，當下的金融改革多少有點像如今在中國已經名聲掃地的國企改革，只不過，老板換成了老外。余云輝和駱德明認為，建立一個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需要有一個過程，需要金融機構管理制度的創新，絕對不是外資參股之后就能夠形成的。當然，我們可以像出賣深圳發展銀行和交通銀行控股權一樣出賣各個金融機構的控股權來建立法人治理結構，但是，這種方式建立的不是中國金融企業的治理結構，而是外國控股企業的治理結構。

　　其實，境外戰略投資者對于中國銀行業改革的意義已經得到絕大多數業界人士的認可。

　　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胡祖六在2004年4月就指出：引進戰略投資者是國有銀行改革的一個核心環節。這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它能夠作為一種催化劑，能夠加快商業銀行民營化；第二它能夠代表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能夠引進國際最佳的慣例，能帶來全新的商業模式；在中國的特殊條件下，戰略引資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能夠保證IPO的成功，因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因為歷史的原因，存在薄弱的環節，潛在的投資者對國有商業銀行的上市存有很多懷疑、擔心。如果說在IPO之前或者IPO的同時，成功地引進戰略投資者，就能夠增加對投資者的吸引力，刺激股票的需求，能夠增加商業銀行在市場上的可信度。

　　在金融決策者和監管者看來，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剛開始時不僅是為戰略投資者所帶來的管理經驗、技術、產品開發能力、資金，更重要是整個銀行運作機制的改變，是把整個國有銀行置于國內與國際投資者的監督之下。因為一直以來困擾中國金融業改革的問題是:國有獨資金融機構效率低，但通過內部改革提高效率的動力嚴重不足，因此引進外部戰略投資者成為一個比較具有可行性的路徑。

　　銀監會對于境外戰略投資者的作用有著充分的認識。2005年11月2日，銀監會副主席唐雙寧提出了引進戰略投資者應該堅持五項原則、符合五個標準。如果說先前很多人士還對于境外戰略投資者有種種疑慮，國有銀行按照這五項原則和五個標準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業內人士的疑慮。

　　批評者認為，外資入股參股中國的金融企業，其目的是為了獲取中國的資源和財富。

　　實際上，外資金融機構并沒有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樣對國有銀行趨之若鶩。2005年3月，中行與蘇格蘭皇家銀行簽署諒解備忘錄，當天蘇格蘭皇家銀行市值便下跌17億美元，說明境外投資者對參股中國國有銀行并不看好。

　　2005年6月初，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社評指出：“對跨國銀行來說，入股中國銀行業的吸引力很明顯：它們能夠趕在中國市場開放前奪得先機。然而，入股的風險看起來至少與吸引力一樣大。盡管過去的壞賬已得到清理，不良貸款率也已下降，但近期的貸款質量仍存在問題，尤其是在經濟增長急劇放緩的情況下。已有一些分行被關閉，但保留下來的分行與當地政府官員的關系，往往仍然強于它們與總行的關系。盡管已經裁員，但大型國有銀行仍然十分臃腫，而熟悉現代銀行操作的人員卻很少。而且，法院對違約債務人的判決也幾乎無法執行。”

　　批評者以招商銀行和中國銀聯作為“沒有通過引進外資、沒有海外上市卻運作得十分成功的中國金融企業”的典范，以反對國有銀行引進戰略投資者，但這些批評只能說明批評者對中國金融業了解甚少。

　　招行雖然是國內股份制銀行的佼佼者，但是與外資銀行的差距依然很大。到今年6月末，招行的總資產達到6714億元，上半年實現凈利潤21.35億元；而香港恒生銀行今年6月末的總資產為5697億港元，略小于招行的資產規模，但是恒生銀行上半年的凈利潤高達60.45億港元，幾乎是招行的3倍！除去稅收優惠等因素外，國內銀行與外資銀行的差距也相當明顯。正是看到了自身與外資銀行的差距，不久前招行董事長秦曉已經表示，招行將于明年下半年赴香港上市。

　　至于中國銀聯，到2004年末累計仍然略有虧損，不知何以成為中國金融企業的典范。

　　國有銀行對于戰略投資者的作用最有發言權。在建行上市后，建行董事長郭樹清就戰略投資者作出五點說明，其中第一點就是“戰略投資者是指能為建行戰略發展帶來好處與幫助的投資者”。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境外戰略投資者無用論”都是站不住腳的。

　　國有銀行被賤賣論

　　在批評者看來，國有銀行被大大賤賣了。

　　“中國金融業向外資賤賣股權宛如一場招商引資的大躍進，誰向外資出售的速度快、出售的比例高，誰就能得到執政的政績和媒體的掌聲。國內金融企業在境外像甩賣溫州鞋子一樣競相甩賣金融股權，甚至多家金融機構向同一境外投資者壓價競賣股份，這將會帶給中國金融業災難性的后果。”這是余云輝的說法。

　　陳功認為，中資銀行出賣的股權定價太低的主要理由有三點：一是境外戰略投資者從匯金公司平價購入中行和建行的股權，外資沒有花費任何溢價，占了很大的便宜。中行和建行因國家提供巨額財力進行資產重組，盈利能力和競爭力已得到了極大提高，其自身股權價格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理應相應提高出售股權的價格。二是向境外戰略投資者在出售股權時，沒有對中資銀行無形資產價值進行評估和計算。對國有銀行來講，其巨大的網絡、品牌和信用度的價值，都遠未體現在股權溢價上。三是中國銀行業的股權交易正演變為賣方市場的局面。因為外資入股沒有競爭者，我們自己的政策把中國有實力的企業排除在外。

　　現實情況是：匯金公司向美洲銀行轉讓建行股權獲得了15%的溢價，隨后匯金公司向淡馬錫轉讓建行股權也獲得了同樣的溢價；而匯金公司向蘇格蘭皇家銀行等境外投資者轉讓中行股權獲得的溢價更高，達到了25%。

　　匯金公司總經理謝平對于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的艱難深有體會。2005年9月15日，謝平指出：在國有銀行引進戰略投資者的過程中，既要看到制度性溢價，也不能忽視制度性折價。制度性溢價方面，幾大國有銀行目前龐大的銷售網絡和客戶群、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以及關鍵時候的國家支持性因素，這些都構成了中方談判時的要價籌碼；制度性折價方面，現有法律關于外資持股銀行比例的限制、行政干預經營、國有銀行高管的政府任命方式，這些都成為對方要求折扣的依據。所謂的國有銀行賣出的“低價”，也就是經過中外雙方多輪拉鋸式的談判，參照上述折溢價因素所談出的一個均衡價格。

　　目前，否認國有銀行被賤賣的最高層聲音來自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引進戰略投資者的談判定價中，我相信我們的同志都是愛國的，談判就是要雙方有一個折中。制度性原因造成的問題，不得不考慮。”他在11月12日如此表示。

　　建行上市之后，郭樹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以數字來說明建行沒有被賤賣：拿美洲銀行來說，首先，它以略高于凈資產的價格購買一部分；其次，在IPO時，以上市價格(即2.35港元)購買5億美元；此外，在未來幾年內，享有增持至19.9%的期權，價格以IPO價格為基礎加上逐年遞增的利息。即使按這幾個價格的簡單算術平均來看，建行也是一點不虧的。

　　建行IPO價格的市凈率為1.96倍，市盈率為14.7倍。而美洲銀行的市凈率是1.6倍，匯豐銀行的市凈率是1.87倍。正如郭樹清所指出的：建行股票的市凈率、市盈率均達到甚至超過國際先進銀行的平均水平，在大型國企海外上市中處于高端。以顯著高于凈資產的價格出讓，決不是賤賣。

　　中行董事長肖鋼在11月27日也指出：戰略投資者和公眾投資者性質不同、作用不同。戰略投資者愿意與引資企業長期業務合作，共擔風險，往往要承諾較長的股票鎖定期，承諾競爭回避。公眾投資者更多考慮股票投資收益，可能長期持股，也可能短期投機。因此，戰略投資者在IPO前入資的認股價格一般要低于IPO價格；從定價策略看，引入國際知名機構作為戰略投資者有助于提高引資企業無形資產，提升引資企業形象和市場價值。因此，在引資定價過程中，按國際通行慣例，通常都要考慮無形資產的價值。

　　了解了談判過程的艱苦和具體數據，就不會得出國有銀行被賤賣的結論。

　　更讓這些批評者不知道的是，當時中行和建行也曾邀請內資企業入股，但是內資企業開出的價格只有每股1.04元，大大低于外資機構的出價。

　　金融安全受威脅論

　　與反對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和認為國有銀行被賤賣相呼應的是，雖然監管當局明文規定國內銀行的外資持股比例不得超過25%，他們還是認為外資大規模進入已經威脅到中國的金融安全。

　　余云輝和駱德明認為：金融企業過度引入外資,容易造成中國經濟控制權的丟失,危及國家金融安全。

　　袁劍則認為：僅就目前的引資改革而言，這種單向開放的思路的確可能引發嚴重的后果。其中最有可能發生的就是，中國國有銀行無所不在的網路資源可能成為外資金融機構品牌和高端業務的廉價銷售渠道。同樣，另外一種后果也同樣可能發生。國際資本通過超高工資以及其他種種看上去完全符合國際慣例的手段，贖買中國的技術官僚階層，強化國有銀行(到那時可能是外資銀行)的壟斷地位，獲取在別處完全不可想象的金融壟斷溢價。以跨國巨頭的資本實力和中國政治體制固有缺陷組合而成的新型金融壟斷，可能比現有的金融壟斷更加具有隱蔽性和壓迫性。

　　在他們看來，國外資本入股中國金融企業，除了追逐利潤這一資本的本質特性外，其更長遠的目標是要控制中國的金融企業和金融產業，最終達到影響中國經濟的目的，從而瓜分中國的經濟資源及其所創造的財富。

　　他們還為外資金融機構設計了在中國攻城略地的“八步驟”基本路線圖。在這些步驟下，中國經濟的最后圖景將會是：外資金融機構像血管一樣深入到中國各個產業的肌體之中，利用金融資本控制中國產業資本，并參與社會財富的分配和轉移；中國的銀行等大型金融機構的董事會里都有國外的金融機構的代表或董事，國內企業比如中國石油的任何國際并購活動都可能通過銀行的渠道透露到國際市場或競爭對手一方，中國企業的一舉一動都處在國際競爭對手的監控之下；外資機構還將其全球金融市場上的金融風險通過關聯交易和衍生工具轉移到其控股的中國金融企業之中，從而達到國際金融資本在中國開疆拓土的最終目的：轉移風險，收獲利潤，掌控經濟命脈，影響政治。

　　成思危并不認為外資進入國有銀行威脅到中國的金融安全。他說：“在把銀行做好這一點上，國外的戰略投資者和我們應該說目標是一致的。對于外國戰略投資者進入銀行這個問題，影響國家金融安全這樣的提法，我們認為可能說得過了一些。”

　　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指出，從來沒有看到誰定義過金融安全的概念。而現實中人們往往把金融安全上升到國家經濟安全和民族主權的高度。歷史上，很多國家都經歷了金融安全的爭論，但是現在他們的金融業都開放了，也沒有什么問題。

　　對于中國國有銀行這么大的規模，外資投入那么多錢，往往并不能輕易的退出去，他們面對的中國國家主權給他們帶來的威脅非常大。相比之下，外方投資的不安全和中國金融不安全相當不對稱。這對外方投資者相當不利。“其實，對于中國金融業最大的威脅來自金融腐敗，金融機構內部的腐敗和行政干預。遵紀守法的外資銀行與不一定這樣做的國內金融機構相比，誰更可靠？”陳志武這樣認為。

　　肖鋼也持有同樣的看法。他指出：如果不改革，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嚴重不足、不良資產增加、財務信息不真實，連生存都難以為繼，這才是真正威脅國家金融安全和經濟安全的最大隱患。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國有商業銀行可以學習借鑒先進經驗和經營機制，建設資本充足、內控嚴密、運營安全、服務和效益良好、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股份制商業銀行，這是對國家金融安全和經濟安全最大的支持和保障。

　　“不要認為賣給外資就不安全了，不要認為把銀行當成自己的兒子，聽自己的話，這樣才安全。捂著，保著，有問題兜著，最后出了窟窿財政或外匯儲備拿錢，這種做法其實很吃虧。”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表示。

　　對于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一統天下的經營狀況，一些高呼金融安全的人視而不見。正如本報評論員曾指出的：“以往，出于擔心外資參股國有銀行將對金融安全產生威脅，因而銀行業對外開放的時間最晚、步伐最慢，政府將銀行業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其結果是沒有了外資控制國內銀行業的擔心，卻產生了3萬多億元不良貸款，而在國家對國有銀行的無限責任之下，這些不良貸款無論是通過財政買單還是央行買單，不是浪費了納稅人的錢就是征收了通貨膨脹稅，最終是全民買單。”(見本報10月30日社論版《國有銀行改革沒有回頭路》)

　　其實，國有銀行并不是外資說控制就能控制的。肖鋼指出：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單一國外戰略投資者入股國內銀行比例最高不得超過20%，所有外國機構入股比例上限為25%。也就是說，引進了境外戰略投資者，國家仍然對國有商業銀行保持絕對控股。另外，隨著銀行公開發行上市和持續發行，境外戰略投資者所持入股比例可能會進一步稀釋，國有銀行的絕對控制權還是掌握在國家手中。

　　回想在2002年下半年的時候，國際上所有知名的報刊雜志都認為中國的銀行體系是“定時炸彈”，在今后的幾年中炸彈可能爆炸產生金融危機，嚴重阻礙中國經濟發展。三大評級機構也紛紛發布對于中國國有銀行前景悲觀的報告。當時即便中國的大銀行邀請外國投資者，估計也沒人敢來。在國有銀行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之后，很多外資機構表示出參股的興趣；建行上市之后，三大評級機構都調高了建行的信用級別，這本身就表明中國國有銀行的改革和對外開放不是威脅到金融安全，而是降低了金融風險、維護了金融安全。

　　“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

　　如果歸結一下這些批評，其本質上就是不相信外資，不相信全球化，反對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其實，從中國過去20多年改革開放的具體經驗來看，外資的進入無論在產業還是在區域層面，對于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以開放推動改革”已經成為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外資進入的積極作用在金融行業也十分明顯。

　　家電業是中國最早對外資開放的行業，在1980年代，眾多的日本和歐洲的家電企業紛紛進入中國，與國內企業合資設廠，甚至生產外國品牌的家電產品。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的家電行業不僅沒有被外資控制，而且在中外家電企業的競爭中已經培養出海爾、TCL、長虹等眾多的民族家電品牌，家電業已經成為中國最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之一，這與中國家電業最早對外資開放不無關系。這樣的產業不在少數。

　　同時，目前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珠三角和

　　比較中國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業對外資開放的程度及其行業現狀，就能夠看出對外開放對于中國金融改革的意義。中國保險業對外開放最早，開放程度最高。2003年和2004年，國內三大保險公司——中國人保、中國人壽和

　　余云輝博士是證券業界人士，證券業是金融業中對外開放最慢的行業，同時也是現狀困難的行業。除去1995年前的中金公司作為首家合資券商成立之外，此后10年間，只有最近才剛剛批下來兩三家合資證券公司。這時，證券業引進外資又遇到了極大阻力。對外資最不開放的中國證券業的現狀是：絕大多數券商都是“兩手挪”——一手挪用客戶保證金，一手挪用投資者的證券，造成巨大的窟窿和全行業的危機。出于維護社會穩定的考慮，這些巨大的窟窿還要國家來填補。之所以中國的證券行業壞到這種地步，很大原因是證券業不對外開放，沒有成熟規范的經驗可學，使得中國的證券公司找不到方向在哪里。

　　比較了保險業和證券業對外開放不同的程度和“幾家歡樂幾家愁”的現狀，金融業對外開放的作用和意義不言自明。

　　一位前國家領導人在1994年曾批評對于開放帶給中國巨大變化視而不見、反對中國對外開放的人士是“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如果還有人對國有金融一統天下造成的巨額不良貸款和效率極其低下視而不見；對外資銀行進入中國之后帶給中國銀行業在風險意識、競爭意識和服務意識上的巨大變化視而不見；對深發展、浦發行和交行等國內銀行獲得外資參股之后的積極變化視而不見，卻來批評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的政策，批評“以開放推動改革”的話，其言行大抵也屬“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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