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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師范大學 李長安
“我國大學畢業生薪金降低，月薪800就可招走”、“中國農民教育負擔沉重，供一個大學生需18年收入”。兩則新聞給年底的大學生就業問題下了注腳。
眼下正是2006年應屆畢業大學生求職應聘的高峰期。不過從各地召開的大學生招聘
會的情況來看，幾乎所有的招聘現場都是人頭攢動，求職隊伍往往長達幾百米甚至上千米。看來，今年400多萬名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形勢依然不容樂觀。
導致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自1999年開始實行的擴招政策導致大學生數量猛增，使得大學生就業市場出現了暫時的“供過于求”的局面；還有就是課程體系的不合理使得大學生的知識結構不能適應市場的真正需要，等等。不過，筆者認為，當前大學生就業難的癥結，主要還出在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缺陷上。
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是一個典型的“二元”勞動力市場，由于不完善的戶籍制度、人事制度、經濟體制等制度層面上的原因，勞動力市場被分割成高級勞動力市場(如大城市、經濟發達地區等)和低級勞動力市場(如農村、經濟欠發達地區等)。一般來說，在高級勞動力市場中，勞動者工資較高，福利待遇較好，升遷機會較多；在低級勞動力市場中，勞動者的工資較低，福利待遇較差，升遷的機會也較少。在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在兩類市場之間難以流動，即使流動也是成本十分高昂。
對于大學生這類高學歷的勞動力來說，如果勞動力市場是完善的，那么初始的就業崗位在哪里并不是其終極選擇。換句話說，如果勞動力流動的成本很低，那么他們在初始尋找工作時所花費的成本就會較低，因為他們可以在以后很容易“跳槽”到更好的就業崗位，從而實現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但是，在我國，勞動力的流動卻困難重重。一旦大學生在就業初始就選擇了低級勞動力市場，那么以后如果想流動到高級勞動力市場的話，在戶口檔案遷移、職稱重新評定以及家屬安置、孩子就學等方面，將面臨著諸多的障礙和難題。同時，不少單位還與大學生簽訂了調動罰款、降級處分等諸多的“霸王條款”，更使得大學生的流動難上加難。
更為嚴重的是，在低級勞動力市場就業的大學生，他們的人力資本收益要大大低于在高級勞動力市場中可能獲得的收益，其表現就是大學生知識價值的相對“貶值”。此外，由于制度不完善和信息不對稱，進入低級勞動力市場就業的大學生往往會遭遇學無所用、專業不對口等尷尬。這使得大多數的大學生把選擇到低級勞動力市場就業視為畏途。
可見，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是導致大學生不愿意到基層去，而一味地往大城市、大單位擠，從而形成大學生“過剩”假象的制度性原因。
因此，破解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首先要做的就是從前幾年片面追求數量和規模的辦學思想上，盡快轉變為注重培養大學生質量上來。更為重要的是，政府應該在建立和完善我國勞動力市場，消除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分割等制度層面上多下工夫，加快戶籍制度、人事制度和經濟體制的改革步伐。如果大學生的就業問題都解決不好，那么我們“科教興國”、“自主創新立國”的目標又如何能夠順利實現呢？
我國就業中的“二元”勞動力市場實際折射的是城市和城市之間以及城鄉之間巨大的差距，并且這個差距還在逐漸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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