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顧之爭在2005 公眾對經濟學家的非理性質疑

　　責任編輯 劉景

　　事件回顧

　　2004年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發表了一篇題為《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的演講，稱格林柯爾董事長顧雛軍在并購科龍、美菱等企業時，采用“安

營扎寨”、“趁虛而入”等7種手段，只花了區區9億元，就鯨吞了136億元總值的企業。16日，顧雛軍以“誹謗罪”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訴訟，“郎顧公案”由此引發。此后，一些經濟學家分別發表意見，由此引爆了意義深遠的“郎顧之爭”。

　　2004年10月21日，顧雛軍借召開“科龍20年發展與中國企業改革路徑”研討會，邀請了許多著名“經濟學家”為其背書。

　　2005年8月1日，顧雛軍因涉嫌經濟問題被依法審查。10月26日，

　　顧雛軍倒臺后，在痛惜于國有資產流失的憂憤中，公眾輿論的矛頭紛紛指向當時挺顧的那些經濟學家，甚至波及一些支持國企產權改革的主流經濟學家。有人責問：為何國內主流經濟學家會頻頻失語？他們忘記了作為知識分子所應該具有的歷史責任了么？甚至有媒體問：中國經濟學家的良心哪兒去了？

　　2005年8月15日，東方早報評論版主編陳季冰先生發表文章《聲討“主流經濟學家”無助于促進公正》，闡述了三個觀點，1、真正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并沒有“挺顧”，而只是在維護自身多年來對產權改革理論的信念；2、經濟學家并不必然是人民大眾的直接代言人，如果經濟學家必須為某一事物代言的話，應該是客觀真理；3、中國經濟學界真正的問題一是缺乏超然于行政體系的學術獨立，二是缺少嚴格的學術規范，經濟學家常常越界。

　　這篇文章給輿論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既然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對顧雛軍一案并沒有道義上的責任，那么，對其進行聲討似乎也就缺少了基礎和必要性。

　　顧雛軍案還沒有淡出人們的視線，今年10月，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說，“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而在其后，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公眾信任率超過10％的經濟學家僅兩人，郎咸平（31．0％），吳敬璉（19．8％），12．5％的人回答“誰都不相信”。

　　在這幾個事件之后，一場關于中國經濟學家的大討論也愈演愈烈……

　　2005年無疑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多事之秋。民眾和網絡不絕于耳的批評和指責，使一向風光無限的主流經濟學家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

　　這些年來，公眾對經濟學家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經濟學家經常越出自己的專業范圍，就自己并不熟悉的領域發表一些不正確的甚至不負責任的言論；二是經濟學家沒有堅守知識分子的操守，通過影響公共政策，為強勢群體代言和謀利。

　　不過也有聲音為經濟學家鳴不平，認為，當今中國“經濟學家”是一個非常有歷史使命感的群體。他們理想化色彩很濃的行為，使許多局外人難免不易理解。

　　還有人認為不能因為某個或某些經濟學家出了問題，就整體否定中國經濟學界，對他們在改革開放中所起的作用和作出的努力視而不見。

　　綜觀對經濟學家的態度與看法，大體可以分為以下三種觀點：

　　思想交鋒

　　 聲討“主流經濟學家”無助于促進公正

　　 “顧雛軍案”曝光之后，國內媒體的表現十分值得反省，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謬誤出在“主流經濟學家”批評了郎咸平什么？

　　歸根結底，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方向并無不當，國資流失也不是產權改革造成的，而應當歸咎于我們在理論層面難以就產權改革取得突破性的共識，進而在試點操作層面無法制定出一套有效的約束監督制度。在這個意義上說，時評家筆下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其實是相當“邊緣”的，他們多年來的探索研究也許并未對國家的宏觀決策產生真正的實質性影響。

　　當然，中國的經濟學家絕非無懈可擊，在我看來，有兩個層面的問題嚴重困擾著我國經濟學的健康發展：一是缺乏超然于行政體系的學術獨立。這是我們絕大多數社會科學家面臨的共同問題，也非經濟學家自身有能力解決的。二是缺少嚴格的學術規范。在這個層次上，既有社會科學界整體學術規范缺失的大環境因素，亦有經濟學者自身的問題。

　　因此，與其詬病經濟學家缺乏關注社會公正的“良知”，倒不如善意地奉勸他們規規矩矩地做好自己分內的事，不要把手伸得太長。早報評論版主編陳季冰2005年8月15日

　　 我們需要怎樣的經濟學家

　　主流經濟學家失去大眾有著主觀和客觀上的原因，但是，就邏輯信仰來說，主流經濟學家支持民營化進程并不是曲意奉承。

　　當聽到經濟學家談論“政府應該怎樣”時，他們已經跨過界限從科學家變成了政策顧問。而當他們這樣做時，爭論通常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幾乎任何一項政策總有受益者和受損者，而當經濟學家的價值觀與公眾發生偏離時，經濟學家就被推上風口浪尖，正像我們看到的那樣。

　　無論如何，重要的是，經濟學家所做出的規范命題應該有可靠的實證研究作為支撐，正因如此，經濟分析才具備了分析社會問題的獨特視角……因而，總的說來，一個好的經濟學家既要客觀又要主觀；既要冷峻，又要滿懷人文關懷。國際金融報傅勇2005年10月21日

　　 經濟學家該反思什么

　　 正如丁學良所說，某些主流經濟學家把太少的精力用來做經濟科學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來為某一利益集團說話。于是，保持獨立性，堅守良知，滿懷正義和理性這些特質被他們用相反的方式所置換。

　　當然，斷言中國真正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只是一家之言，但筆者認為，丁學良的本意并非要為中國的經濟學家集體畫像，也并非刻意與他們過不去。丁學良的論語實際上包含著對某些經濟學家的失望，聯系到一段時間以來國人對經濟學家的不滿和質疑，可以說傳遞的信號很明顯：某些經濟學家該深思了。第一財經日報王石川2005年10月27日

　　2對待經濟學家應該寬容一點

　　 何必要求經濟學家代言大眾

　　理論上，專家是社會理性的表現，他們代表著科學與真相。這不僅需要專家的學術背景，更需要有講真話的勇氣。人們對經濟學家的這些訴求，不僅建立在其知識背景的基礎上，更建立在對他們良知操守充分信任的基礎上。遺憾的是，在現實層面，事實不止一次地證明，這樣的期許只是一廂情愿。

　　現在，指望經濟學家代表公眾利益的前設，明顯是靠不住的。在此情況下，追問經濟學家代表誰的利益，也就沒有太大意義。更應該思考的問題是：如果經濟學家不能代表公眾，我們怎么辦？

　　代言人既然靠不住，那么，就請給予每個人平等的話語權。關乎百姓利益的各項改革，各種經濟政策，別只征求經濟學家的意見，只讓他們說了算。他們代表不了我們，讓我們自己發言。東方早報馮雪梅2005年7月29日

　　 寬容對待經濟學家的逐利性

　　不能因為某個或某些經濟學家出了問題，就整體否定中國經濟學界，對他們在改革開放中所起的作用和作出的努力視而不見。要求經濟學家成為道德楷模，在目前這個利益多元化的時期是不現實的。因此，我們應該抱著一種平常心，以理智而務實的態度看待經濟學家的逐利性。要破解這一難題，我們首先應該把經濟學家還原成普通人、經濟人，而不應就他們的品德提出過高的要求。經濟學家還原為經濟人之后，可以不必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來為利益集團謀取私利；而對于公眾來說，也大可不必將某些經濟學家的言論奉為圭臬，把他們當作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承認乃至寬容經濟學家的逐利性，對經濟學家少一些情緒化的責難和道德拷問，恰恰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每日經濟新聞鄧聿文2005年11月1日

　　 中國經濟學家是有歷史使命感的群體

　　心平氣和地說，經濟學家是人不是神，經濟學家也不是一個道德符號。筆者希望在平心靜氣地還原“經濟學家”作為“人”的原始面目的同時，也希望轉型經濟過度時期的人們少一點心浮氣躁，多一點寬容和理解，少一點評頭論足，多一點腳踏實地。

　　應該說，當今中國“經濟學家”是一個非常有歷史使命感的群體。他們理想化色彩很濃的行為，使許多局外人難免不易理解。當然，不排除他們中間也有純粹追求“功名”和“利祿”之輩。經濟觀察報左小蕾2005年12月11日

　　3中國的經濟學家不敢說真話

　　北京一流經濟學家年收入百萬二流也掙60萬

　　當經濟學家與利益集團結為盟友時，我們又如何指望那些經濟學家能針對風云變幻的經濟現象，實事求是地說出自己的正確判斷。特別是在其理論與利益集團發生嚴重沖突時，經濟學家們(同時又是既得利益者)又如何保持面對社會公眾的公平？

　　經濟學家們要耐得住“寂寞”，這應是經濟學家的基本操守。可目前國內有幾個經濟學家敢站出來說，自己能耐得住學術的寂寞呢？又有幾位敢于拍著胸脯保證，自己從未與利益集團有過任何的關聯？

　　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北京的一些所謂一流經濟學家的年收入在百萬元至數百萬元，二流的經濟學家年收入也在60萬元左右，這些收入來自于講課費、咨詢費、項目費、稿費、給利益集團服務(以獨董的身份)等許多方面。嘴皮一動，就有了如此高的收入與回報，還有幾人能憑著良心說話？廣州日報王毅2005年10月27日

　　我國幾乎沒有講真話的經濟學家

　　 我國的經濟學家中，從事應用性研究的不少，可惜不少經濟學家將“應用性”變成了“賺錢性”，對中國轉型經濟的諸多現實問題缺乏深入研究，也提不出什么真知灼見。

　　無論從事什么研究，經濟學家應該與其他知識分子一樣有良知，有獨立人格，有社會責任感。不能把經濟學作為給自己賺錢的工作，領了錢給別人消災。公眾對某些經濟學家的一些行為有目共睹，才有抨擊，才有“恨鐵不成鋼”的過激言論。

　　講真話有一個立場問題。經濟學家當然也有個人利益，有自己的立場，但當他在以經濟學家的身份講話時，應該站在公正的立場上，有社會責任感。一個經濟學家可能是富人，但他不該當富人的代言人，以維護富人利益為己任。一個經濟學家可能是窮人，但也不能以仇富為己任。他們的出發點不應該是某個利益集團的利益，只能是整個社會的進步與和諧。也許要做到這一點不容易，但作為學者應該向這個方向努力。新京報梁小民2005年10月27日

　　回聲

　　這場對中國經濟學家和中國經濟學的反思，在許多方面都是有促進意義的。

　　在思想的碰撞過程中，普通民眾逐漸認識到，經濟學家也是普通人，對其道德的要求并不應該比別人高。對于經濟學家的言論，是應該有所鑒別和判斷的。誠如有網友所言，事實上，不只是經濟學家，任何人—————學者或是賣茶葉蛋的—————都有權利為任何合法的利益集團代言。但是，在此之前，請務必做到兩點：其一，不要拿著全體納稅人的錢為利益集團代言；其二，請撕下“公允中立”這塊招眼的花布。

　　對經濟學家而言，通過這場大討論，需要反思的可能更多。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首先要把經濟學當作一門科學來對待，而不能把它當作個人發財、出名和當官的路子。概言之，經濟學家要把經濟學視為求解真知的學問來做，而不能當作名、利、仕的晉身之階。當經濟學成為顯學的時候，經濟學家應該慎言，更不能打著客觀公正的旗號，為利益集團代言。

　　對中國經濟學現狀的認識和評價，也成為改革路徑的反思和探討的由頭，促進制度變遷。

　　伴隨著朗顧之爭，以及顧雛軍被依法審查，國資委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文件頻頻出臺。

　　2005年4月，國資委、財政部公布《企業國有產權向管理層轉讓暫行規定》，禁止大型國企國有產權向管理層轉讓，并對企業國有產權向管理層轉讓提出了規范性要求。8月29日，為規范企業國有產權無償劃轉行為，《企業國有產權無償劃轉管理暫行辦法》公布施行。

　　愛之深，就會痛之切，公眾現在對經濟學家的不滿，也正是由于此。只要經濟學家的現實狀況和民眾對其的要求還有差距，對于經濟學家的爭論也就會一直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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