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在忽悠人 所謂國際學術標準像數字游戲

　　韓強

　　丁學良說：國際上有13種不同的方法比較經濟學系和經濟學家，其中的核心是對研究成果進行評介。這是經濟學界內部由不同的專家小組用不同的方法論研究出的評價體系。目前國際公認的方法是對專業的經濟學學術期刊進行排名，然后依據在不同等級的期刊上發表文章的數量進行評價。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聘用教師，分為三步。第一步是起步的助理教授，一般是剛畢業的博士來應聘，這時他們往往還沒有在很好的期刊上發表文章，所以只要求他們提交2-3篇他們最好的研究手稿(working paper)，并有至少3個成名經濟學家的推薦，系里選擇排在前列的幾位，給一個求職演說(job talk)的機會。這時考察的是他們是否受過合格的經濟學訓練，是否有學術研究的潛質。

　　第二步，助理教授在工作五六年后，系里將根據他們是否在像樣的期刊上發表足夠的論文，決定是否給他們副教授的職位和長期的工作合同。此時的標準是在第一檔的學術期刊(全學科的，國際排名15名以內，《美國經濟學評論》、《計量經濟學》、《經濟學季刊》等，刊登基礎理論和方法論的文章)上發表至少兩篇論文，在第二檔的期刊(排名在15—30名內，包括學科分支的專業期刊，如《財政經濟學學刊》、《人力資源學刊》、《比較經濟學學刊》等)發表至少2篇論文(《丁學良稱香港科大選副教授標準為經濟學家標準》《南方周末》200512月8日)。

　　表面上看，這個標準很“國際”，但是第二條，中國(包括大陸港澳臺)、美國、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都做不到。

　　原因很簡單，2004年ISI公布了5,968種科學刊物和 1,712種社會科學雜志，1,712種社會科學雜志不可能都是經濟雜志，我們只取前30名。假定都是經濟雜志。那么在5年內能發表多少文章呢？假定每期雜志都是月刊，每期20篇，一年240篇，5年1200篇，30家國際刊物是36000篇，如果這些刊物有一半是雙月進或季刊，就是18000篇。按照丁學良說的：“香港科技大學，在13年間，它的經濟學系在國際上的排名大約在75-100名之間”計算，每5年內前100名大學中，要從18000篇國際論文中找機會，每一個大學助理教授(講師)晉升經濟學副教授需要2篇論文，那么平均每個大學就有90個機會，好象名額寬裕，但規模較大的經濟學科，有經濟學院，又包含不同的專業，也就是說，有很多專業要槍這90個名額。大家再想一想，世界前30名的經濟雜志能在五年內只發表助理教授(講師)的文章嗎？那么，經濟學副教授想晉升教授怎么辦？至少五年內每人3篇，100個大學，五年內副教授需要發表多少文章呢？如果副教授晉升教授縮短到三年，需要的文章更多，再說經濟學教授也不能閑著吧，也要在世界前30名的經濟雜志發表文章，至少每人每年1篇吧！還有，誰也沒有規定世界前30的經濟雜志只發表前100名大學的文章，因為這不符合公平競爭的原則，如果前200個大學加入這個游戲呢？如果世界上各國的大學經濟專業都加入這個游戲，這樣一算，象不象可笑的數字游戲！

　　大家看一看，這是不是忽悠人，就像丁學良說的“中國真正意義的經濟學家只有五個”那樣，究竟是誰？不告訴你！

　　其實道理很簡單，香港大學很少，香港科技大學是理工科大學，其社會科學部需要的經濟教師也很少，可以采取丁學良說的辦法，但是這不能普及到中國內地，也不能普及到世界各地！因為這是難以操作的數字游戲！

　　我們再看內地大學的情況，用所謂的核心刊物作量化的荒唐游戲：

　　目前教育部門委托南京大學編的文科“核心刊物”CSSCI來源期刊為461種，大多是雙月刊或季刊，不僅文科博士生三年要發表2篇論文，而且教師也別輕閑，規定講師每年至少要在核心刊物上發表1篇論文，副教授每年1或2篇，教授3篇。也有人計算過，全國大學的教授、副教授，再加上研究機構的研究員、副研究員，每年發2篇，大概現在的核心刊物也不夠用。正因為不夠用，于是一些刊物出特刊。但是出論文不能白出，要收版面費，生活困難的學生只好少吃簡用，擠出錢來出論文。文科每400—600元，刊物可以發財。于是教師們開玩笑：一個圓只有一個圓心，都是核心等于沒有核心。461家“核心刊物”，究竟誰是核心，是不是象打靶一樣，劃出10 個圓，來個10環8環什么的，把“核心刊物”分成10級，如果一次中了10環可以頂10篇論文，這樣可以5年不寫論文了。

　　這還沒有去“國際”，如果去“國際”恐怕國際刊物也要被中國內地大學擠破了！

　　這樣的數字游戲玩也下去，就可以建設出“世界一流大學”嗎？丁學良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國際學術標準，我在《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一書中有詳細的闡述。現在我們用數據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奧妙了，郎咸平先生主張用數據說話，現在我們從簡單的數據分析就可以看出，所謂的“國際學術標準”好象數字游戲！

　　據《新京報》報道：北京大學將在中文系等院系試點實行論文代表作制度，以克服片面追求論文發表數量帶來的弊端。在國外，大多數高校對教師和研究生沒有論文發表數量的要求，對教師的學術水平大多采用同行評議的方法，既要看他們的學術論文數量，更要看論文的質量。其實，一些著名的學術大師終生發表的論文數量也屈指可數，但每一篇可能都是經典之作。顯然，這樣的評議比僅僅計算論文數量準確得多。(《定量評價學術弊端大理當改革》 2005年12月8日《新京報》)

　　又出來一個“國際”——國外，大多數高校對教師和研究生沒有論文發表數量的要求，對教師的學術水平大多采用同行評議的方法。這與丁學良所提倡的香港科技大學的“國際學術標準”——依據在不同等級的期刊上發表文章的數量進行評價，顯然不同，究竟哪個是“國際”呢？難道北大留學人員少嗎？不了解外國情況嗎？

　　大家心里都明白：北大的對外交流是很多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有不同的特點，自然科學各個學科都有通行的規則和范式，檢驗其成果的是科學實驗。社會科學并不是每個學科都有通行的規則和范式，因為各國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不同。即使像現代經濟中有某些通行的規則，其范式也是多樣性的。所以，追求社會科學的國際學術標準，很難達到，更何況檢驗社會科學的成果是要靠社會實踐。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休克療法”首倡者、哈佛大學薩克斯教授1999年11月7日在《華爾街日報》也寫到，“我過去對于大眾私有化是過度樂觀了。1991年捷克和1993年俄國的證券私有化，很快就變成了腐敗性的資產掠奪。管理者侵吞資產，而證券持有人到頭來往往一無所有”，他甚至反悔式地提出，應當有選擇地重新國有化，將一些嚴重腐敗的私有化交易推翻重來。)程恩富《國企改革不要神化私有產權作用》《上海國資》2004年12月29日)普京說，到2010年，俄羅斯的經濟才可能恢復到1990年的水平。“休克療法”白白耽誤了俄羅斯20年。

　　張五常言必稱哈耶克，弗里德曼，從80年代起就積極介入中國改革，特別在1988年鼓吹“價格闖關”而聞名。價格改革是把價格體系與國際接軌，結果引起了內地的搶購風呢，事后，張五常自己講了一件事：“弗里德曼一向主張放開價格管制，1988年我們向中國的領導人極力推薦這一點，結果一團糟。1991年，科斯拿諾貝爾獎，那次是諾貝爾獎90周年慶典，請我代表科斯發表演講。我碰見弗里德曼，我跟他坐下來喝咖啡。我說，弗里德曼，我們建議中國取消價格管制，錯了！(《張五常中山大學講演》《21世紀經濟報道》2001年4月27日)

　　如果按照丁學良的標準，這些世界名牌經濟學家，不僅在國際刊物上發表了很多文章，有的很得到過諾貝爾獎，應該是最“國際”的標準了，但是他們的理論觀點，卻經不起實踐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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