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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毛飛
由于未按合同約定歸還來自銀行的國家助學貸款，中國石油大學北京校區的23名本科畢業生被中國建設銀行北京昌平支行告上了法庭。銀行要求解除雙方借款合同，并要求學生歸還所借款項的本金和利息。(12月29日《京華時報》)
大學生違約拖欠助學貸款增加了銀行承擔的經營風險。幾年來，各大商業銀行發放了上百億元的助學貸款，收獲的卻是居高不下的不良貸款率。除了求助于司法機關，銀行實在沒有更好的選擇。
大學生違約欠貸，有些是因為誠信意識淡薄的惡意拖欠，但還有很多完全是囿于還款能力不足的無奈選擇。目前大學生就業遭遇“寒流”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從本科生到博士生的起薪點都隨行就市、不斷下調，還出現了“零工資就業”的現象。那些靠助學貸款才讀完大學的寒門學子剛出校門，就要償還幾萬元的銀行貸款，實在有點力不從心。
盡管國家教育部門一直在“強推”助學貸款，但想想對簿公堂的銀行和學生，不得不承認現行的國家助學貸款制度存在問題———風險分布不均衡。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則，收益與風險應當成正比分布。然而，在目前的國家助學貸款制度安排下，風險分布卻是完全倒置的。
高校是助學貸款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卻幾乎不承擔任何風險。眾所周知，大學收費是一筆糊涂賬。每年全國幾百億元的大學收費，沒幾個人能說清楚其收費標準和成本明細。若是沒有助學貸款，不少寒門學子將與大學無緣，各大高校自然少了不少財源。助學貸款看似落到學生手里，其實大部分最終會進入學校的賬戶。可是，一旦出現欠貸行為，腰包里裝了銀行資金的學校卻不承擔任何實質性的責任，既不用掏錢還債，也不用幫忙追貸，空背一個“擔保”的名頭，卻一星半點的損失都沒有。
與此同時，銀行卻承擔了最大的風險。銀行是以經營貨幣為主業的企業，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就投資回報率而言，助學貸款小于其他商業貸款，發放助學貸款并非最佳的市場選擇，機會成本很大；助學貸款發放期限高達8~10年，流動性風險較大，而個人征信體系的缺失又讓銀行承擔了巨大的信用風險。無論從資本回報率還是風險防控的角度考慮，發放助學貸款利潤空間小，還容易蝕老本。然而，迫于行政權力的“強推”，銀行只能兵行險著。一旦出現呆賬壞賬，只能用自己的資本金和利潤核銷。
當然，作為另一大受益者的政府，也沒有承擔足夠的風險。政府應當是助學貸款的最大潛在受益者。助學貸款大大減輕了政府的財政壓力，政府對于銀行資本金的損失卻不予實質性的補償；相對于銀行承擔的資金損失而言，政府現行的“貼息”政策實在是杯水車薪。
受益最多者理應承擔最大風險。助學貸款制度安排中，應盡快建立風險共擔機制，在政府、學校、學生、銀行四個利益相關者之間合理分配風險；銀行當不了太久的冤大頭，而學校和政府應承擔更大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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