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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報特約評論員 喬新生
隨著農業稅退出歷史舞臺，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進一步措施浮出水面。中央提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戰略舉措，希望通過縮小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加大農村公共產品投資的力度來解決當前中國農業所面臨的問題。此外有人提出，要加大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解決當前中國農村的貧困問題；還有人提出通過減少農民，提高農業生產效率
，解決農業問題。
應該說，這些應對措施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考慮到市場經濟固有的屬性，有關措施能否落實到位令人擔心。首先，市場的趨利性決定了民間資本不可能大規模流向農村，除非實行農產品的高額補貼政策；其次，政府的轉移支付面臨財政難題。如果政府加大對農村的轉移支付力度，那么在編制預算的過程中，很可能會遭遇到各方面的壓力。道理很簡單，目前在人民代表大會中，農村和農民的代表并不占多數，預算的編制和審議難以充分考慮到農民的利益。
在西方國家，曾經面臨同樣的問題。由于農民人口逐漸減少，議會中農民的代表相對較少，所以，政府編制的預算中不可能完全考慮到農民的利益。正是基于這一點，各國在選舉法等一系列的憲法性法律中，作出了對農民傾斜的規定。比如，挪威農民只占全國人口的6%，但在議會中卻擁有15%的席位。這些農民選出的議員為農村地區的發展獻計獻策，有效地縮小了城鄉之間的差距。而在我國，農民的代表遠遠少于城鎮非農業人口的代表。
所以，要貫徹落實中央支持農業發展的各項方針政策，必須首先在人民代表大會中增加農民代表的比例，否則，中央政策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走形”現象。只有讓農民自主決定地方財政預算，中央關于支持農業發展的各項措施才能真正到位。
當前，農村發展千頭萬緒，但最需要解決的是農村教育問題。根據《義務教育法》等一系列教育規定，政府必須確保教育經費逐年增長。但現在看來，由于各地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同，在教育投入方面的能力也不一樣。如果放任這種情況繼續下去，那么，必然會導致貧困地區教育投入越來越少。我國正在起草中的《轉移支付法》將對教育財政經費的轉移支付作出規定。相信隨著的《義務教育法》及其實施細則的修改，國家教育經費統籌制度逐步完善，農村教育支出問題將會得到妥善解決。
除了教育支出之外，地方政府辦公開支也是壓在農民身上的沉重包袱。目前我國正在進行鄉鎮機構改革，通過裁減、撤并的方式，減少鄉鎮機構，進而減輕農民的負擔。但這項工作尚需時日，當前不可能解決農民面臨的實際困難。因此，除了教育統籌之外，國家應該考慮對公務員工資實行統籌安排，防止地方政府公務員因為工資缺口太大或者福利太低而向農民伸手要錢。
中國加入WTO后，莊嚴承諾將根據WTO的規定，逐漸減少對農業的補貼。因此，從形式上來看，中國不能也不允許在農業發展問題上直接進行政府補貼。但完全可以通過簡化政府的組織體系，擴大農民自治，減少流通環節，承擔非農業生產支出等方式，來扶持農業生產。政府與其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直接補貼農業，不如旗幟鮮明減輕農民的非農業生產性負擔。這樣做既不違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有關規定，同時也可以減少政策和制度實施的成本，讓農民從中得到更多的實惠。
實行教育經費國家統籌、徹底減少農村的政權機構、實行公務員工資“省級統籌安排”，可以有效地減少農民非生產性開支，最大限度地穩定農村的生產關系，確保農業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
然而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如果只注重于生產關系的變革，而不注意上層建筑領域的改革；如果僅僅將財政資金轉移到農村或者農業，而沒有直接交給農民，那么取消農業稅后，農民仍然難以從中受益。只有讓農民參與到社會變革進程中，真正自主決定自己的命運，取消農業稅才能為農業的發展帶來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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