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貴峰
繼不久前衛生部公開否認醫改不成功后，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日前也表示，雖然“教育改革還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我不認為中國的教育改革是失敗的，我認為中國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是成功的。”(《東方早報》12月23日)
和衛生部缺乏論證、并奉行“不爭論”口徑稍有不同的是，教育部此番的“教育改革成功論”是有“論證”的，而且是在與記者、網友交流中提出的。因此，筆者在此向教育部發言人請教關于教改成功的兩個疑問。
其一：僅僅“反對”是否就能等于沒有教育產業化，并進而證明教改成功？據報道，發言人辯護“教改成功”的第一個論據是，教育部從來反對“教育產業化”。“這個提法從它產生之日起，教育部就旗幟鮮明地表示反對，堅決反對教育產業化的提法”。無疑，這個觀點十分正確，就像教育部推動的一些積極有效措施，應該完全贊同。
但是“因為反對、所以就成功”的論證邏輯顯然有問題�！胺磳Α敝皇且环N主觀態度，并不就等同于客觀事實，后者絕不會因為前者就會改變其客觀存在，否則，如果這種“心想事成”式主觀邏輯成立的話，這個世界豈不太荒謬了？諸如“行動、實踐、困難、挫折”之類的東西還有存在的可能嗎？也就是說，對教育產業化，僅僅反對是遠遠不夠的，從反對到“實際不存在”，還要經過行動、實踐，并且是有效的行動和實踐。
以發言人談到的教育產業化表現形式之一———擇校費為例，無疑，從相關法律到教育行政部門，一直都是反對的。但10多年來，又有多少地方成功禁止了擇校費呢？到目前為止，不就出了一個“銅陵奇跡”嗎？既為“奇跡”，當然就沒有什么普遍性可言。這種流于口頭、不能落實于行動的“反對”和“禁止”，又有多大意義，能算成功嗎？
其二：教育改革應不應該計算代價與成本？之所以有此疑問，是因為發言人提出了另一個“教改成功”的論據———“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經達到19%，原來100個人里只能有3或4個人上大學，現在100個人里有20個人能上大學”。筆者對發言人陳述的這一事實表示贊同，毛入學率大幅度上升，當然可謂教改“成功”。但是，這種成功背后的代價是什么，都是誰在為其“埋單”？
統計顯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90年的3.4%上升為去年19%的同時，大學學費增加50倍。而同期城鎮居民年均收入只增長了4倍，大學學費漲幅10多倍于居民收入增長，年均學費占人均GDP的40%以上(以年均學費4000元、2004年人均GDP9030元計算)，而世界平均為5%～10%(公立大學)。
很明顯，迅速增長的毛入學率背后，是學生家長不成比例的高額支出。入學率倒是“大眾化”了，可收費卻不斷貴族化，“一人讀書全家受窮”，談何成功？與此相佐證的是，日前社科院發布的藍皮書顯示，家庭教育支出的過快增長，完全打亂了正常的家庭消費結構。讀書貴與買房貴、看病貴一起成為三大民生問題。
顯然，在如此高昂的教育成本之下，即使入學率提高是成功的，但這種造成巨大民生壓力的“成功”，無論從事實還是道義上，難道可以引以為教育改革成功可標榜的業績嗎？以上是我個人的一點看法，僅供商榷。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