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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葉世昌
19世紀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實行金本位貨幣制度的時期。金本位制以英國實行得最早，開始于1816年。其他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則實行于19世紀70年代后。
而在中國，則自明朝以來一直以白銀為主要貨幣，而且長期停留在秤(稱)量貨幣階
段。所謂“秤量貨幣”，是指貨幣金屬沒有成為有固定重量的鑄幣，不是按枚流通，而是按重量計算，每次使用都要經過稱量。中國的秤量貨幣白銀，以兩為計算單位，故可稱為“銀兩制度”。有人稱它為“銀本位”，是不確切的，因為本位制度要分主幣和輔幣，主幣要實行自由鑄造政策，這些中國當時都沒有。銀兩制度是一種落后的貨幣制度，同西方的差距很大。
中國開始重視貨幣本位問題是在20世紀初，萌發于清廷分別和英、美、日訂立通商續約。資本主義國家同中國做生意，對中國的貨幣標準不統一很不以為然。光緒二十八年，清朝和英國訂立《中英續議通商行船條約》，其第二款規定：“中國允愿設法立定國家一律之國幣，即以此定為合例之國幣。將來中英兩國人民應在中國境內遵用，以完納各項稅課及付一切用款。”次年訂立的《中美續議通商行船條約》和《中日通商行船續約》也有類似的條文。中國稱法定貨幣為“國幣”即始于此。這三個條約是促使中國考慮建立本位制度的重要推動因素。
單從中國的國內情況來看，實行銀本位制好像是適當的，它符合中國的一般購買力水平。問題在于，中國并不是孤立在世界上的，它和世界各國有貿易往來，有密切的經濟聯系，這樣銀本位制就不能適應了。主要的不適應在于金貴銀賤。所謂“金貴銀賤”，并不是指金的價值比銀高得多，即使金的價值比銀大，如果金銀能保持比較穩定的比價，則實行銀本位制也沒有問題。所以這里的“金貴銀賤”，是指銀的不斷貶值，金銀比價的差距越來越大。對用銀國來說，白銀貶值就是外匯貶值。我們知道，一國的貨幣貶值有利于該國的出口，從這一點來說，對中國應是有利的。可是中國出口的多為生貨(原材料)，進口的多為熟貨(制成品)，存在著國際上的剪刀差。中國必須引進工業先進國家的生產技術和設備，匯價下跌增加了引進成本。中國還經常向國外賠款，匯價下跌就會增加實際賠款數。這種因匯價變動而形成的額外損失稱為“鎊虧”。正是由于鎊虧嚴重，才使許多中國學者和官員提出了實行金本位制或金匯兌本位制的主張。
當時可供中國選擇的貨幣本位制度有三：銀本位，金本位和金匯兌本位。銀本位最接近現行的中國幣制，但不符合世界潮流。金本位符合世界潮流，但中國黃金有限，沒有條件實行。因此清末直到國民政府初期，應邀幫助中國設計幣制方案的外國專家，包括精琦(J. W. Jenks)、衛斯林(G. Vissering)和甘末爾(E. W. Kemmerer)，都無一例外地為中國設計了各不相同的金匯兌本位制。
什么是金匯兌本位？金匯兌本位又稱“虛金本位”，名義上是金本位，但國內并不用金，甚至可以不必鑄造金幣，實際流通的是銀幣。這銀幣是金本位幣的代表，即是金幣的價值符號，因為它不按本身的實際價值流通，故不能實行自由鑄造政策，只能由國家壟斷鑄造。銀幣的法定價值高于自身的實際價值。金匯兌本位原來是某些殖民地國家采用的貨幣制度，宗主國的支持是它成功的必要條件。印度作為英國的殖民地，于1899年實行了金匯兌本位制。
中國缺少黃金，而實行金本位制又是中國幣制同國際接軌的表現，因此有些中國人也贊成實行金匯兌本位制，如梁啟超、康有為都曾著文進行宣傳。宣統二年(1910年)，康有為出版《金主幣救國議》，提出中國不實行金本位制有14條大害，主張中國可以先實行虛金本位制，稱虛金本位制是“神方大藥，服之可救中國死亡者”。實行金匯兌本位制首先要得到某一經濟大國的支持，還必須在國外貯存相當數量的黃金，萬一發生糾紛，國外存金就有被對方控制的危險。因為存在這一危險，所以雖有不少國人對此制具有好感，但決策者每次討論到最后總是予以了否定。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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