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性與國家長遠利益

　　本報記者 吳銘

　　　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要不要有自主性，怎樣才能確立自主性？就在今年，圍繞自主創新(比如汽車業的自主研發問題)、金融體系的自主性、知識產權制度的自主性等等問題，社會輿論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放寬視野，近兩年就大學教育和職稱評定的自主性問題、文化自主性問題(比如儒家讀經)，也有非常激烈的辯論。

　　強調自主性是一種傳統的回歸

　　有越來越多的官員、企業家、學者、媒體加入呼吁自主創新的隊伍，放棄自主性、一廂情愿加入國際大合唱的想法的吸引力在減退。

　　經濟領域的自主性問題的論爭集中在兩個環節：一是企業要不要自主創新，或者經濟制度要不要自主；二是全球化時代的國家是否要自立與競爭。后一問題無疑更為根本。近來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一個爭論圍繞龍永圖展開，這一爭論很好地展現了自主性爭論的兩大層次。這場爭論的由頭只是有關汽車產業要不要搞自主研發的爭辯。龍永圖在“2005年中國(廣州)汽車論壇”上認為，中國汽車業走目前的以市場換技術的合資道路很成功，中國可以不要

　　自主性論爭中對立意見最鮮明的區分在于，認為中國只是一個三流國家還是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應當有更高的追求，是國際規則優先還是國家利益優先。一種意見認為，加入全球一體化的經濟循環(以WTO為象征)之后，中國不要再有強烈的國家意識，而要按國際規則辦事；要把自己當世界公民，把從中國的角度想問題視為民族主義并加以批判。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要看清國際規則的本質，并清醒認識到自己國家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國不應甘于落后，中國有條件和能力往更具創造力的方向進取。

　　一般而言，那些認為中國制度與文化落后，以至于需要國際規則或者所謂主流價值來規范和教導的人士，基本持前一種意見，認為提出自主性問題非常沒有必要。而認為應當培育對自身歷史文化的基本認同、客觀看待西方的人士，以及認同既有的生活方式的一般民眾，會傾向于希望國家的制度和精英階層有更強的自主意識，認為只知接軌的經濟精英必然會買辦化。從共和國五十多年的傳統來看，強調自主性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傳統的回歸。

　　自主性的呼吁興起之背景

　　盡管如此，部分經濟精英還是認為，目前中國的首要問題是與國際接軌，動輒講自主性還不是時候。這也使得經濟精英在自主性問題上，與希望中國的制度與精英都有更強的自主意識的大眾同樣存在意見上的分化。

　　部分經濟精英對中國人在加入WTO之后的轉變曾有相當樂觀的估計，但加入WTO還不到五年，社會輿論界便掀起了自主性論爭，人們頻繁地質疑而不是認同國際規則的潮流。

　　中國社會從歡呼WTO到對呼吁自主性的迅速轉換，恰恰正是WTO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現實刺激的結果。例如，自主創新的呼吁興起的背景就是，人們在全球競爭中看到的不是友善的玫瑰樂園，而是一個等級化的全球秩序。如果只是“世界工廠”，那么就只能以八億件襯衫換取一架空中客車，只能獲得相對較低的利潤。這就推動中國企業發展自主品牌和核心技術。而且人們很容易就發現，沒有采用“市場換技術”戰略的行業，技術倒發展起來了；而采用了“市場換技術”的行業，技術卻沒有發展起來。這說明中國并不缺乏發展技術的能力。

　　又例如，知識產權制度自主性的呼吁的背景則是，美國將一整套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塞給其他國家；而歷史研究恰恰發現，19世紀末以前的美國，一直都被英國等國視為盜版大國。知識產權制度因此必須重新思考。

　　金融體系自主性呼吁的興起是另一個例子。目前圍繞四大國有銀行上市的爭論包括了多側面的內涵，比如國有銀行上市是否存在賤賣現象，比如

　　知識產權制度和金融制度等制度的自主性，說到底有賴于文化自主性的確立。近年來有關文化自主性的呼吁和討論在深度上有頗值得注意之處。在大學改革及大學教育等問題的討論中，甘陽等學者針對盲目西化的大學改革思路，提出確立文化自主性的一條重要原則，就是以健康的心態去了解西方，而不能以為隨便抓一劑西方的藥，就能治中國的病；并認為中國的大學教育應該盡快解決培育新一代精英的歷史文化認同感的問題。

　　強調自主性的另一面

　　經濟精英對反思全球化、強調自主性最主要的憂慮是，這種思路越來越有市場，會導致社會迷漫自我封閉的氛圍，民族主義興起，與其他市場國家的關系惡化，逐漸喪失自我改革的外在推動力。所以，經濟精英對近年來興起的儒家讀經之類的活動往往采取拒斥的態度。而在社會大眾呼吁國家制度與精英要有更強的自主性的情況下，經濟精英對這一意見采取冷漠和保持距離的立場，同樣會從根本上沖擊他們指導國家經濟現代化方案的權威。

　　經濟精英在自主性問題上也面臨著兩種艱難的選擇。一種選擇是面對民眾對經濟精英“買辦化”的質疑，發展自主創造的能力，超越自身階層的利益考慮，避免執迷于有利于自身利益而有損于民族經濟長遠利益的領域，在全球化進程中自覺捍衛民族經濟的長遠利益，體現出擔綱民族國家經濟發展的能力。從而通過將

　　另一種選擇是堅信與國際接軌、避免民族主義情緒的發展道路才真正對中國經濟成長和制度建設有利，盡管民眾可能有不同意見，但經濟精英自信對全球化發展的規律更為了解，也更有應對的能力，因此期望通過經濟本身的成長便可消化民眾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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