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與中國制造業(yè)的價格關聯(lián)

　　升值內因：

　　內、外向型經濟價格“雙軌制”

　　我們正處在一個“跛腳”的全球化時代。

　　之所以說它“跛腳”，關鍵還不是發(fā)達國家沒有按照世貿規(guī)則的要求開放農產品市場等一些細枝末節(jié)的問題，而在于比19世紀第一波“全球化”的一個根本性倒退：勞動力要素不能全球自由流動。顯然，不再斤斤計較于農產品補貼問題，集中精力推動這個根本性的進步，歷史性地壓在了中國人民的肩膀上。

　　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人民幣的幣值居然成了一個全球關注的問題。

　　2005年12月20日，

　　升值壓力依然存在，升值預期依然加強，游資涌入依然加劇。

　　人們普遍認為，人民幣的升值壓力除了經常賬戶和普通資本賬戶盈余的作用外，國際游資的投機也是一個“罪惡的黑手”。

　　理性地分析一下，影響匯率變動的因素很多，包括經濟發(fā)展和經濟規(guī)模、經濟外向化程度、外匯儲備、資本流動、購買力平價、通貨膨脹、地理貿易集中度、政治穩(wěn)定性等。長期來看，

　　分析表明，人民幣升值不僅是人民幣的國外價格調整，而且是國內經濟部門的價格調整。總而言之，升值問題實際上是個價格轉移問題。那么問題的關鍵就轉移為，人民幣升值會造成一個對中國有利的價格轉移，還是一個有害的價格轉移？我們又不得不從中國參與全球化的形式特點說起。

　　利害分析：

　　參與全球分工不等于只做“世界車間”

　　在這個時代，由于缺乏勞動力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動，只有資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動，就形成了一個奇特的全球化模式：資本組織著原材料、設備、工廠等不易流動的要素全球找勞動力這個流動性最強的要素合作生產，生產出來的產品又勞神費力地搬出去全球去找消費者購買。在這種全球化模式中，中國就以兩種形式參與著國際經濟大循環(huán)：一種形式是產業(yè)間分工與產業(yè)間貿易；另一種形式是產業(yè)內分工和產業(yè)內貿易。

　　中國參與全球經濟的原理實際上是這樣的，在產業(yè)間分工與產業(yè)間貿易方面，中國負責制造褲子、打火機等產品，美歐負責制造飛機、系統(tǒng)集成軟件等產品，這表現(xiàn)為所謂的“褲子換飛機”；在產業(yè)內分工和產業(yè)內貿易方面，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作出了很好的說明，就是“高成本的工業(yè)化世界”把中國作為“外包平臺”以提高生產效率，在表現(xiàn)為出口的產品特別是所謂的高科技產品中，中國負責的“主要在組裝上”，這就表現(xiàn)在占中國總出口55%以上的“三來一補”制造業(yè)方面。

　　實際上，中國參與全球化的方式和地位決定了人民幣升值的價格轉移效應的好壞，一般的彈性理論在分析產業(yè)間貿易形式的出口方面還相對有點作用，而在分析產業(yè)內貿易形式的出口方面則基本沒有作用，因為產業(yè)內貿易的進出口只是跨國公司內部的價格轉移而已。

　　我們以出口制造產業(yè)參與國際分工的程度和方式把中國主要的出口制造業(yè)分為四類：即本土生產的初級加工制造業(yè)，以占出口比例15%的紡織和服裝業(yè)為代表；加工裝配貿易產業(yè)，以占總出口比重最大的大部分機電產品為代表，也包括近年來出口快速增長的所謂的高新技術產業(yè)；資源型出口制造業(yè)，以焦碳、化工等產業(yè)為代表；低檔機械制造業(yè)，以面向發(fā)展中國家出口的本土機械工業(yè)為代表。這四類制造業(yè)基本上涵蓋了除軍工產業(yè)之外的大部分外向型制造業(yè)，人民幣升值對其產生的價格影響各不相同。

　　對于以

　　對于以廣東和長三角地區(qū)的機電產品為代表的加工裝配制造業(yè)，包括在陜西生產的波音飛機尾巴和準備在上海上馬的“空中客車”組裝線等所謂的飛機制造業(yè)或者高新技術產業(yè)。這就是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所說的“總部設在發(fā)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精心制定的外購戰(zhàn)略”，利用中國“作為外包平臺以提高生產效率”，并成為“新的全球化生產模式不可或缺的供應鏈”的“中國出口的真正動力”。目前，加工裝配貿易在中國的總出口中占55%以上，而且比例還在迅速上升。這些產業(yè)基本上屬于產業(yè)內分工和產業(yè)內貿易的范疇，其出口額只不過是跨國公司的數字游戲，是跨國公司的內部價格劃撥在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上的數字反映，如果有哪位經濟學家認真地用彈性分析核算人民幣升值對這些產業(yè)出口的影響，一定會先把自己弄得一頭霧水。中國人在加工裝配制造業(yè)中只不過拿點加工費和組裝費，人民幣升點值只是意味著跨國公司稍微多支付一點工資成本而已，對GDP和就業(yè)沒什么影響。當然，前提是跨國公司找不到另外一個像中國這樣可替代的“世界車間”，印度近來似乎決心很大，但考慮到投資環(huán)境和中等教育的普及問題，印度還缺乏作為“世界車間”的條件。

　　對資源型出口產業(yè)而言，礦難事故的多發(fā)和“環(huán)保風暴”的反響表明，少出口點并不是什么壞事，況且資源型產品的出口需求彈性一般是很小的，人民幣升值后更大的可能是出口數量稍微減少一點，賺取的外匯多增加一些。而對于以第三世界國家為主要市場的低檔機電類產品而言，人民幣升值的影響關鍵要看有沒有其他國家在生產替代產品。實際上，由于這個產業(yè)的低附加值性質和相對較高的技術和工藝含量，屬于發(fā)達國家不屑于做，普通發(fā)展中國家做不了的產業(yè)，中國在國際上缺乏競爭對手，人民幣升值沒有什么大的影響。

　　再看看進口方面，加工裝配貿易和外商的機械設備進口在我國的所有進口中占近60%，這部分進口并不會因人民幣的國際購買力上升而上升，而只會根據相應下游產品的國際市場變化而變化。對于我國進口的發(fā)達國家的高技術含量的大宗商品比如民航客機而言，需求的價格彈性并不明顯，進口價格的降低很難帶來需求的增加，進口總值反而可能下降。另外一個重要的進口種類是我國對于資源能源的大規(guī)模進口，顯然，人民幣的升值有助于增強我國參與全球資源能源競爭的能力，有助于增加我國在國際市場上發(fā)言權和價格決定權，有利于我國能源戰(zhàn)略的實現(xiàn)。

　　一個結論：

　　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全球定價權

　　總結起來，由于中國參與全球化的方式和地位所具有特殊性，人民幣升值對于似乎應該有重要影響的中國外向型經濟部門，無論是出口還是進口，都沒有多少不利的價格轉移影響。

　　對于內向型經濟部門，人民幣升值似乎應該沒有什么影響。但是，正如我們前面所分析的，幣值的變化實際上是外向型經濟部門和內向型經濟部門價格形成“雙軌制”的一次并軌，是國內兩方面經濟部門的價格調整，人民幣升值對于內向型經濟部門的價格調整恰恰有重大影響。理解這一點的關鍵在于人民幣升值后所形成的收入效應，人民幣升值后的全球購買力上升，我國消費者的實際有效收入也隨之提高，考慮到內向型經濟部門的不動產性和在消費中的優(yōu)先性，人民幣升值后將提升我國消費者的實際有效消費能力。尤其對于房地產市場而言，人民幣的升值意味著沖擊上海后又盯上重慶的數百億美元投機性資金的滿意撤離，虛假需求的消失和真實需求的上升將促動一個良性規(guī)范市場的重建。

　　總體來看，我們得出一個似乎違反常識的結論：人民幣升值的價格轉移效應的關鍵影響還不在于外向型經濟部門，雖然這種效應能有效地提升我國的對外貿易水平，而在于促進內向型經濟部門價格的理性回歸。

　　雖然我們不得不帶著憤懣的情緒看著索羅斯們再次滿載而歸，雖然我們憤怒地看到美國財長斯諾給我們定下的時間表。但是，問題的關鍵是這是一次不得不進行的國內國際價格調整，是產業(yè)間分工型制造業(yè)和產業(yè)內分工型制造業(yè)，是內向型產業(yè)和外向型制造業(yè)之間的一次價格調整，也將是中國在國際定價發(fā)言權上的一次調整。

　　(本文作者系國家發(fā)改委國際合作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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