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亞洲互保的臍帶 中國受益于東亞金融合作

　　劉煜輝

　　亞洲金融合作的必然性

　　盡管八年前的金融危機已漸行漸遠，但再次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源卻并沒有被切除。金融危機顯示出了東亞地區金融體系的密切相關性，它使各個國家和地區認識到，在經濟發展

上獨善其身是不夠的，即使本國的經濟狀況相對健康，金融危機的傳染效應也仍然會使自己難逃劫難。金融危機的傳染性使得金融危機日益成為一種區域性的現象，其防范和解決已日益成為一個超越國界的區域性問題。

　　側重于對東亞國家外匯儲備狀態的分析可以進一步佐證以上判斷。資料顯示，截止到今年6月底，東亞國家已經累積了將近25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其中日本8000億美元，中國7000億美元。這些國際性的流動性工具在美元下挫的行情下，已經成為了東亞國家手中的“燙手山芋”：為了避免美元貶值帶來的危險，就必須停止買入美元，或者干脆拋出美元；但如果拋出美元，美元的貶值速度就會更快，損失就會更加慘重。尋找美元的出口通道和地區性的金融調節機制已經提上了東亞各國政府的日程。

　　仔細分析可以發現，融資機制在東亞國家的偏頗正日益成為了金融動蕩的“病灶”。盡管東亞地區的儲蓄率在全球最高，但由于缺乏有效率的債券市場，這些銀行儲蓄最終多半流向了如

　　傳統上當一國發生金融危機候往往只能求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但是，在危機的發展過程中，IMF的表現使東亞國家大失所望。IMF的援助常常出于保護西方貸款者利益的目的，拘泥于“華盛頓共識”而忽視亞洲地區的具體情況。

　　促進亞洲金融合作的另一個強大動力是歐洲人的偉大創舉。歐盟的誕生過程證明了正式的制度安排與貨幣政策自主權的讓渡在經濟合作當中的重要性，這些與亞洲合作機制中的傳統理念截然不同的經驗無疑是非常寶貴的。

　　此外，亞洲實體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使得亞洲金融合作愈發緊迫。由于貨幣聯盟能降低區域內的交易成本，所以，區域內貿易量越大，給成員國帶來的利益也越多。就現實的貿易往來情況看，東亞各國間的貿易密切度還比不上歐盟，但各國間均已成為重要的貿易伙伴，并蘊藏著巨大的潛力。亞洲區域實體經濟的一體化在增大金融合作需求的同時，也為后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亞洲金融合作的新進展

　　從建立東亞經濟決策委員會(EAEC)的設想，到創建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的倡議，近年來，東亞國家政府和學者關于區域金融合作的探討和實踐從來沒有停止過。

　　當然具有破題意義的是《清邁倡議》。這一在五年前簽署的貨幣合作框架其主要宗旨就是實現東亞國家的貨幣互換。即當協議簽署國面臨國際清算問題時為他國提供貨幣援助，不難看出其啟動的積極意義：東亞第一線的各個國家可以依靠自己的內部資源，互助互利，在發生危機時更迅速地做出反應，從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之外構筑了防范金融風險的另一條防波堤。

　　《清邁倡議》得到了東亞國家的廣泛擁戴。目前達成的貨幣互換協議資金已經達到275億美元，并呈現出繼續攀升的態勢。然而，《清邁倡議》只是一種雙邊協議而不是多邊協議。由于支付額將根據提供互換國家之間的磋商以一致的方式實行，無法保證支援的及時性；同時，貨幣互換安排只具有象征意義，它所能提供的緊急救援額太少，且僅10%是無條件的，不足以建立市場信心。因此，《清邁倡議》的發展走到了一個關鍵路口：隨著各國外匯儲備的較快增長，是將《清邁倡議》停留在目前這種僅具象征意義的合作，還是尋求新的發展動力，使其成為更加成熟、實用的流動性支持機制。

　　作為東亞等國嘗試金融合作的另一條重要渠道——亞洲債券基金時下格外引人注目。這一由東亞及太平洋地區中央銀行行長會議組織共同推出的貨幣制度安排目前已經接收到了前后兩期30億美元的資金。主要用于購買美元債券和亞洲貨幣債券。發展亞洲債券的目的在于調整亞洲地區的融資結構，擺脫對于銀行體系的過度依賴，同時解決資金期限結構與幣種的錯配問題，降低風險，提高資金配置效率。但是亞洲債券基金的規模過小，因此它的面世只具有象征意義。由于該基金由東亞各國政府出資建立，不是建立在市場參與人和市場原則基礎上的，長期來看其推動投資者隊伍擴大方面的作用有限。因此，從深化金融合作入手，發展東亞債券市場就成為了一個自然延伸出來的話題。

　　但是，作為區域債券市場的載體——設想中的“東亞貨幣基金”在操作中又必然遇到技術性難題：匯率共同浮動是釘住美元還是一籃子貨幣？正是釘住美元才有了近兩年美元貶值帶來的問題，但要釘住一籃子貨幣，一籃子貨幣里面包括哪些貨幣呢？而在一籃子貨幣里面，各種貨幣的權重如何？哪種貨幣是主導貨幣？由于貨幣或匯率合作屬于宏觀經濟政策層面上的合作，它必然影響各國政策自主權，顯然其規劃和推進需要國家之間的有效協調。從長遠來看，按照貨幣地區主義理論，在建立地區流動基金之后，具有匯率浮動幅度的地區貨幣體系的建設就提上了日程，而下一步，就可能實現建立一個經濟和貨幣聯盟，即所謂“亞元”的最終誕生。

　　據傳亞洲開發銀行即將推出的共同計價單位——AMU，被業界看作是“亞元”的開端。AMU是參照歐元的前身歐洲貨幣單位設計的，采用“一籃子貨幣方式”，把中國、日本、韓國以及東盟10國等13個國家的貨幣組合起來。編制AMU有三大目的：一是衡量亞洲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二是衡量亞洲各國貨幣的相對關系；三是為發行以AMU計價的債券做準備。但計劃中的ACU只是為各國提供一個可以參照的共同標準，離真正意義上的“亞元”還相距甚遠。

　　亞洲金融一體化的前景

　　由于受到歐元成功啟動的鼓舞，現在很多人都把亞洲金融一體化的最終目標定位在“亞元”上。有人認為，現在談亞元為時尚早，很難保證亞洲的經濟一體化過程會收斂到和歐盟相同的路徑上。當然，也有不同的看法，認為必須加快這個過程，以適應更為復雜的國際金融環境，提升亞洲經濟的競爭力。

　　從最優貨幣區理論看，具有下列特征的國家適合組成貨幣合作區：經濟開放度較高、勞動力和資本流動性較強，工資價格具有充分彈性，貨幣政策目標相似等等。用這一標準進行衡量，亞洲離單一貨幣區顯然還有相當遙遠的距離。除了香港地區等少數例外，亞洲的金融市場發展水平都比較低，尤其是債券市場發展嚴重滯后，普遍存在較嚴重的金融壓抑，金融一體化程度也非常低。在要素流動方面，亞洲各國和地區之間還存在比較多的障礙，尤其勞動力的流動更受到嚴格的限制。最后，亞洲各國與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既有實力雄厚如日本的巨大經濟體，同時，也有遠遠落后的國家和地區，如緬甸、老撾、柬埔寨，更有發展水平各異的所謂新興經濟體，如中國、韓國、泰國。

　　與經濟相對應的是政治層面的問題，即亞洲各國是否有足夠的意愿走向歐盟那樣的統一經濟體。歐盟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其成員國，尤其是統一過程的領導者強有力的政治意愿。大部分亞洲國家和地區都有過長期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經歷，這種特殊的歷史狀況給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添加了許多難以理清的矛盾和恩怨，嚴重妨礙了它們相互之間的政治信任。與此同時，正由于亞洲國家常常經歷了極大的努力才獲得自己的主權，它們很自然地也就極不情愿為了國際經濟合作而讓渡自己的經濟政策自主權。此外，由于一些國家對歷史問題的態度游移不定，在亞洲國際政治舞臺上尚存許多不確定因素，因此，在這樣差異甚大、情況復雜的地區，目前把貨幣政策完全交給一個國家或者一種貨幣顯然是不現實的。

　　從區內貿易的需求來說，盡管有了“10＋3”的框架、有了東亞經貿圈的雛形，但是，從總體上看，亞洲國家和地區的貿易伙伴主要還是美國以及歐洲，區內貿易所占比重仍然很小，對共同貨幣的需求并不十分迫切。此外，從另一方面講，美國更加擔心一旦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 F)，會相對獨立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 F)，這也是美國無法接受的。

　　盡管存在上述種種問題，亞洲金融一體化的前景仍然是光明的。因為啟動金融合作機制這一事實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如果輔之以適當的客觀環境和明智的發展策略，那么金融合作與相應的收益之間就可能構成一個良性循環，吸引亞洲各國與地區不斷將金融合作推向深入。這就要求我們在亞洲金融合作的步驟選擇上更加審慎，確保每一步的合作都能夠獲得成功和足夠的收益，從而為下一步的合作提供經驗、制度基礎和動力。從這個角度看，目前以危機救助作為亞洲金融合作的重點無疑有它的合理性。“務實”很有可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會是推進亞洲金融合作的最優策略。

　　中國在亞洲金融一體化中的地位

　　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經濟多極化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從GDP貢獻講，美國、歐洲、亞洲已呈三足鼎立之勢。歐盟擴大，亞洲崛起，正在逐漸縮小與美國的差距。如果說，過去的世界貨幣版圖惟有美元獨大，那么，在歐洲和亞洲趕上來之后，世界貨幣歷史的新篇章應該開始了。

　　近日，亞元將在明年出爐的消息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亞洲開發銀行行長黑田東彥在10月31日表示，亞洲的長期目標是建立一個流通單一貨幣的貨幣同盟。亞元將組合進日本、韓國、中國以及東盟10國等13個國家的貨幣，其中日元、人民幣和韓元的比重較大。

　　但隨后，亞行立即否認了“亞元”的概念，表示正在研究的亞洲貨幣單位和亞元還是有很大區別的。同時，許多著名分析機構表示，盡管亞洲區內貿易規模巨大，從減少貿易摩擦和減少匯率波動的角度講亞洲的確需要貨幣聯盟，但亞洲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背景使亞洲無法復制歐元的成功。最可能的方式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由日元與人民幣展開競爭，看誰的貨幣在亞洲各國中使用最多、占外匯儲備比例最大，然后，由領跑者吸納東亞、東南亞以及西北亞重要國家組成一體化的經濟圈和貨幣聯盟，最后統一亞元。

　　作為亞洲惟一的發達國家，日本很自然地希望日元能夠成為亞洲的主導貨幣，甚至建立一個“日元區”。這背后的一個動因是，日本希望將推廣日元作為擺脫國內經濟困境的一個突破口。一方面，日本所具有的優勢是非常明顯的：它有著巨大的經濟總量，也是世界最大債權國；日元本身就是世界重要貨幣之一；日本在處理國際經濟事務方面具有較為豐富的經驗。另一方面，日元要成為亞洲主導貨幣又面臨著諸多困難：首先，日本經濟長期低迷和巨額的不良債權使日元幣值不穩定。其次，日本外需主導型經濟增長模式決定了日元難以成為區域內貨幣的支撐點。外需型增長模式意味著，日本貿易順差較大，國際收支長期盈余，日元的境外供應不足。而日本國內市場的規模相對有限，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調控能力受到限制。更糟糕的是，日本經濟無法承受日元升值的壓力。如果日元持續升值，將對日本經濟帶來災難性打擊。其結果使得日本在調整日元與區域內貨幣的匯率關系時，日元只能貶值，不能升值。可見，如果以日元作為核心貨幣構建亞洲貨幣體系，將導致整個貨幣體系缺乏彈性。此外，從政治上講，日本對待歷史問題的虛偽態度以及諸多領土爭端等因素，亞洲鄰國對日本懷有極強的戒備心理。

　　與日本相比，有不少的觀察家更看好中國。盡管中國只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GDP無法和日本相提并論，盡管當前中國還存在諸多嚴重問題，如農村問題與城鄉二元結構、產品的技術創新、銀行業的不良資產、金融市場發展嚴重滯后、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國有企業的問題等等，但它有著巨大的人口規模和很高的經濟增長速度，這足以保證了它在未來的經濟地位。作為身處東亞的大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高度集中于東亞地區，與其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格局。不僅如此，中國對東亞國家一直保持貿易逆差，因此中國經濟發展對東亞的穩定和繁榮至關重要。顯然，在設計自身金融發展路徑時，中國不可避免地會與整個東亞的金融纏繞在一起。

　　毋庸置疑，中國是推進東亞金融合作的受益者。一個客觀的事實是，在中國應對美元升值面臨著巨大壓力的情況下，如果實行區域匯率共同浮動，人民幣就能協調東亞其他各國，從而增強對抗美元升值的力量。據此，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日前再次強調：“中國作為東亞的一個重要經濟體，將一如既往、堅定不移地支持和積極參與東亞地區的區域金融合作。”

　　作為一種未來主導貨幣的更優選擇，人民幣已經成為東亞乃至亞洲金融與貨幣一體化的重頭話題。目前，越南、韓國以及泰國等地區除了用當地貨幣標價之外，已經采用了人民幣標價，實行“一物兩價”。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民幣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已經實現了自由兌換。而在整個東南亞地區，流通在這一地區的人民幣也達到了200億至300億元。據此，JP摩根也研究建議以中國為中心對亞洲貨幣作出新的安排；而“歐元之父”蒙代爾則呼吁亞洲應該盡快建立統一的貨幣組織，創立“亞元”，且中國可扮演主導角色。

　　伴隨著東亞金融合作步伐的加快，人民幣匯率也被推到了前臺。今年中國在做出人民幣2%小幅升值決定的同時，也敲定了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

　　世界各國都在呼喚人民幣盡快走向世界，希望人民幣抓住這歷史性的機遇。世界都知道，這個機遇不僅屬于中國，屬于亞洲，也屬于世界。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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