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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評審，只要由一些小學生組成評委會就能把事情搞定
昌切/文
初次接觸“底線”一詞，似乎是在1998年。像初次接觸“單邊主義”之類的詞一樣，感到新奇而不知底細，便格外留意它的蹤跡。
當時碰到的是“倫理底線”。看了點東西，知道倫理底線指的是世界上不同宗教或文化共有的道德規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屬于儒學但不為儒學所專有，在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的教義中也有類似的表述，是人類共同遵循的行為準則(“金規”)。
倫理有底線，改革也應有底線。改革的底線是什么？我以為應該是人本，即現在大家都在說的“以人為本”。以人為本，說起來簡單，說清做好卻不容易。比如這個“人”，主要是落腳于個體的權利還是群眾這個整體的泛稱？這就不是一個容易說清楚的問題。
在民眾與團體、國家之間，民眾是主體，團體、國家必須保障民眾的自由。保障民眾的自由，也就是保障民眾的基本權利。團體、國家為民眾而設，必須以民眾的意志為轉移，為民眾服務，這是團體、國家應盡而不可推卸的天職。
就此而言，人本實質上是“民本”(民主)，即以民為本。這是所有改革都不可逾越的底線。然而，由改革的底線追思改革，不難發現不少改革都逾越了這個底線。
醫療體制的改革錯在哪里？錯就錯在逾越了這個底線。不是加強了團體、國家為民眾服務的意識和責任，而是加重了民眾比較普遍的經濟和心理的負擔。醫院成了衙門，門檻高得很，大量無助的弱者望而生畏。國家衛生管理部門和醫院的權力越來越大，民眾的憂慮和恐懼卻與日俱增，醫患關系變成了貓鼠關系。公費醫療制度改革，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想方設法讓你掏腰包。我所在的大學，起初是自掏10%，現在是自掏20%。好在我在大學教書，是利益重新分配的受益者，問題還不至于太嚴重。嚴重的是占全國人口60%以上的農村民眾，以及城市里那些孤苦無告的老人和下崗待業人員如何就醫。有些老人明知患了重病，卻棄醫住家聽天由命，想起來令人不寒而栗。
在大學學習和工作了一二十年，更熟悉教育體制的改革。我突出的感覺是越改問題越大。教育體制改革的核心本應是政教分治，使師生成為教育的主體，而事實恰恰相反，政教越綁越緊，以政代教的事例不勝枚舉，至于師生，始終是行政部門隨意擺布的棋子，主體性壓根兒就無從談起。例如教師評職稱(務)，學生評優評獎學金，決定權完全握在學校行政官員的手里，標準、規則、程序都是他們定的，并且監控評選過程，決定評選結果。近些年評職稱可是有章可循的。大多數大學都有科研量化的硬性規定，如在權威、核心期刊發表了多少文章，出版了多少專著，獲得過多少項什么級別的政府獎項和科研基金。這樣的評審有可操作性，非常便利，但由于專家若有若無，也無從發揮作用，也使它喪失了專業性和權威性。
有位熟悉的教授感嘆：“現在哪里還有權威！”以前章太炎、陳寅恪那樣的學者，一句評語就能決定一個人能不能做教授。現在哪位學者有這個能耐？現在的評審，只要由一些小學生組成評委會就能把事情搞定，因為小學生知道你出了什么專著、多少文章，都出自什么地方。可笑的是，這種評審把大專家降格為小學生，把評委會搞成了少先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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