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的強制許可

　　禽流感危機的出現和羅氏制藥公司擁有的達菲專利權，使專利與藥物的可及性問題再次成為焦點

　　禽流感全球大流行已成為人類面臨的嚴重威脅。擁有據稱是目前唯一可對抗禽流感的藥物達菲(Tamiflu)專利權的瑞士羅氏公司很自然成為焦點。多年來，羅氏一直沒有許可其他制藥商生產達菲。在沒有危機爆發時，人們對羅氏的這種商業安排無話可說，因為專利制度

允許羅氏這樣做。

　　但當危機來臨，情況就不同了。羅氏未必有能力獨立供應可能急速增加的全球需求。有專家估計，要生產全球五分之一人口需要的藥物，羅氏需要十年時間。達菲只有在發生癥狀后三天內使用才有效，延遲治療會使效果大大降低。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呼吁各國增加達菲的庫存。如果羅氏堅持原來的商業安排，人類可能付出難以承擔的代價。

　　專利制度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它能促進技術創新，制藥業的專利尤其如此。一項新藥的誕生，發明者投入的資金經常超過10億美元。如果沒有專利制度，沒有人敢投下巨資開發新藥，包括達菲在內的許多新藥，可能不會誕生。

　　但專利制度決非完美。專利制度使制藥廠可以決定藥物的價格高低。當制藥廠的所有商業成本、商業風險和商業利潤都成為藥物定價的考慮因素時，藥物的價格可以遠遠高于直接成本，使相當多的人，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病人無法承擔，因而產生藥物的可及性問題。

　　多年來，國際社會探索出一種避免專利制度造成嚴重社會問題的機制，這就是專利強制許可制度。

　　專利強制許可制度是在某些情況下，由國家簽署強制許可，在沒有專利權人同意的情況下，允許其他人實施相關專利。最早實施專利強制許可制度的不是貧窮的發展中國家，而是發達國家。從1950年代開始，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簽發許多專利的強制許可。專利強制許可機制后來被引入世貿《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現在，各國專利法都包括強制許可的規定。中國專利法第六章和專利實施細則第五章就專利強制許可作了一些具體規定。

　　強制許可有時可以解決專利和藥品可及性之間的矛盾，但對什么情況下適用，如何防止濫用強制許可，強制許可時如何計算合理的許可費等具體問題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存在嚴重分岐。即使是發達國家之間，有時也會因專利強制許可發生爭執。

　　巴西政府為了向國民提供便宜的防治愛滋病藥物，允許生產和銷售仿制藥。受影響的以美國制藥廠為主。2001年1月，美國政府向世貿提出針對巴西的投訴，認為巴西的做法違反其保護知識產權的義務。經過雙方的談判，在輿論的壓力下，美國才在五個月后撤回投訴。

　　也是在2001年，美國受到炭疽恐怖襲擊。德國拜爾公司擁有治療炭疽感染的特效藥的專利。美國認為拜爾公司的專利藥價格過高，以強制許可迫使拜爾公司大幅降低炭疽感染特效藥的價格。美國的這種做法，經常被人作為批評其在專利保護問題上雙重標準的例證。

　　雖然各國政府簽發專利強制許可時，會要求被許可人支付一定數額的許可費，但政府設定的許可費離許多藥廠期望得到的經常相去甚遠。例如，莫桑比克政府對三種治療愛滋病藥物簽發的強制許可中，規定許可費不超過仿制藥銷售總額的不到2%。而在沒有強制許可的情況下，專利藥的售價可以比仿制藥高出十倍以上。

　　因此，許多制藥廠在政府可能會簽署強制許可的情況下，往往放棄維持其唯一生產商的地位，同意通過許可協議授權其他制藥廠生產專利藥。羅氏這次最終在達菲專利權上的讓步，除了全球輿論的壓力外，強制許可的威脅也起了重要作用。

　　政府經常利用強制許可作為籌碼，迫使外國制藥廠降低藥物價格，使自己的人民受益。巴西政府曾以簽發強制許可為籌碼，迫使一間外國制藥廠將兩種治療愛滋病的藥物降價六成。

　　近幾年，許多發展中國家曾啟動過強制許可，如巴西、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南非、莫桑比克和贊比亞等。已經簽發的強制許可，大多數與治療愛滋病藥物有關。也有一些國家，對簽發強制許可令非常謹慎。2002年，韓國有人提出對治療急性白血病和胃癌的一種外國制藥廠生產的藥物的強制許可，理由是專利藥價格太貴。雖然胃癌在韓國的發病率遠較其他國家高，韓國政府還是駁回了這項請求，認為如果僅僅因為價格高就簽發強制許可，將沖擊專利制度的根本。

　　中國的法律雖然有專利強制許可的機制，但到今天為止，中國還沒有簽發任何專利強制許可。其他國家利用專利強制許可機制的一些做法，有值得借鑒的地方。

　　(作者為海陸國際律師事務所知識產權律師)(文/《環球企業家》□ 出自：2005年12月 總第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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