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原教旨主義走下神壇 中南海改革者有新動向

　　在“市場原教旨主義”開始走下神壇的2005年，改革者正在追求思想理論和實踐行動的自主性、現實性和實用性

　　□記者 寧南 王曉玲

　　“我個人的感覺是，中國的改革發展無論是觀念上還是行動上，正在或者說已經發生

了重大的轉變。”12月1日晚，伴隨著耳邊中央電視臺播發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位與會的官員告訴《商務周刊》，“此次會議體現出的指導思想與上屆政府相比、甚至與2004年相比，呈現出了全新的思路。”

　　尤其令人矚目的就是“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在他看來，前者說明農村改革經歷近20年的邊緣化后重新成了改革的重心所在，后者標志著在技術發展上依賴引進的思路發生了重大修正。

　　“貫穿其中的邏輯主線就是，改革更加注重全局的平衡和尊重中國發展的現實。一些‘削足適履’的改革鬧劇可能要歇一歇了。”這位參與制訂“

　　“改革的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他說。

　　來自中南海的新動向

　　就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3天前的11月2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進行了第26次集體學習，內容是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與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根據新華社通稿，觀察家們著重關注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發言中談及的兩點：

　　其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必須從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緊緊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題，準確把握時代特征和中國國情，認真研究和回答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其二，中央決定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堅持基礎理論研究與現實問題研究結合起來，“造就一批學貫中西、在國內外有廣泛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家”，使其“成為對祖國對人民有貢獻的學問家”。

　　對此，一位知名經濟學家在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第一反應就是——“這是不是中央對最近劉國光所發表觀點的回應？”

　　在今年7月15日的一次演講中，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國光對“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經濟研究和經濟決策工作中的滲透表示憂慮，認為一些教育和研究領域的領導權已經易手于“西化色彩很濃的人”的手中，甚至提出應對領導職務進行檢查，“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不是就換……因為不僅僅是教育系統，包括國家的財經系統的一些領導崗位，特別是一些研究機構的領導崗位，還掌握在非馬克思主義者手里”。(參見《商務周刊》2005年12月5日第22期封面故事《重組改革》)

　　將此歸結成回應，顯然是一種下意識的簡單推理。問題的本質不在于中央領導集體學習的內容，而在于為什么要學習這些內容。

　　11月26日晚，在一次酒會上，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用他慣用的幽默在祝酒時說：“我看在座的真正的經濟學家就不止五位。”引來一片會心的掌聲和笑容。但這無法釋緩國內“主流經濟學家”在公眾面前遭遇的集體質疑。

　　7月以來，伴隨著原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在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公開發言中對教育產業化的激烈抨擊，已成眾矢之的的教育體制改革遭遇致命一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葛延風等人的《對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評價與建議》，也直截了當地指斥醫療體系改革是失敗的；事關國資改革是否造成國資流失的“郎顧之爭”，最終以顧雛軍入獄而收尾……倡導以產權為核心的市場化改革、并通過言論和政策參與掌控話語權進而影響改革進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整體陷入一場空前嚴重的公眾信任危機之中。一些人甚至情緒化地把他們視為富人代言人，“無視公平只求效率，漠視窮人利益”。

　　10月底以來，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和武漢大學經濟學教授鄒恒甫分別對國內媒體發表了“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和“國內經濟學家大多不入流”的評論，更為公眾的不信任提供了足夠的注解。

　　熱衷產權和市場的“主流經濟學家”們遭受的這種不信任，乃至互聯網上占壓倒性多數網民的漫罵，不可能不被關注民意的中央所了解。甚至，因為直接掌握和操作體制改革的實踐，高層領導比單個公眾更清楚改革中市場和產權作用的長短優劣。

　　一位曾經到中南海講課的學者在與《商務周刊》的一次交流中指出，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在講產權和市場的時候，往往有意無意地遺漏了人的行為以及隱藏在其后的利益關系。“這些年的很多制度改革使少數人受益，多數人受損，這已經是客觀事實。”他說，“轉軌中產生的既得利益者‘恰當’地利用了制度重新安排的機會，加上自己強大的決策影響和游說能力，在改革中加進了自己的‘私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個時期的社會不公正、不公平，甚至扭曲了改革的初衷。”

　　盡管他不相信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或者這樣那樣的學者會有左右一場改革的力量，但他認為，某種程度上“產權崇拜”和“市場萬能”在諸多改革中的負面作用，已經引起了中央的關注，“胡錦濤在集體學習中對經濟工作者提出‘努力成為對祖國對人民有貢獻的學問家’的寄語，實際上已經間接批評了一些學者”。

　　一個“海歸”的改革經歷

　　事實上，在劉國光所說的“西化色彩很濃的”經濟學家內部，對評判市場和產權在改革中的作用也有著獨立的判斷。

　　11月21日，在古色古香的朗潤園，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副主任李玲接受了《商務周刊》的采訪。作為前世界銀行政策研究部醫療改革顧問，在2003年非典肆虐的非常時期，李玲放棄了美國馬里蘭州Towson大學經濟系副教授的終生教席，回國執教。

　　這位目前國內為數甚少的衛生經濟學研究者認為自己2003年回國是很恰當的時機，因為當時國家衛生部正準備推出全面的醫療體制改革，重點就是明晰產權，將醫院賣掉。

　　按照當時由衛生部制訂的一份未公開的《醫院體制改革指導意見》，“以前隸屬于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的醫院的剝離工作，必須在2005年以前完成……各級政府將只保留一兩家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大型醫院，其他醫院將逐步對業外資本開放。”中國醫師協會一位肖姓職員更曾向《商務周刊》透露，根據“上面的精神”，到2005年底之前，北京的醫院要“賣掉”100家，上海“賣掉”一半，全國其他城市保留一兩家公立醫院，其他全部改制。大量社會資本因此聞風而動。據2005年初的報道，有至少百億的民間資本和外資在伺機介入醫院改制。(參見《商務周刊》2005年8月5日第15期《<醫院體制改革指導意見>意外失蹤》一文)

　　“衛生部當時準備推出的計劃，就是期望利用市場功能來推進醫療體制改革。”這種情景，引發了“海歸”學者李玲的強烈反應。

　　“我在國外做了多年相關研究，一回國就極力反對這場即將開始的醫院產權改革。”李玲說，“國內似乎將產權和市場合二為一了，好像利用市場機制首先就要明晰產權。實際上，中國的醫院產權沒有什么不明晰的，幾十年都是國家投資，就是國家醫院。”

　　身在被譽為中國“市場派”發源地之一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李玲通過各種渠道向政策制定者表達了對這種改革的擔憂：“從醫療衛生改革的目標來說，矛盾的焦點是看病貴、看病難，產權改革只能解決看病難，而我國的現實情況是極低的人均收入，看病貴的問題只會更嚴重。這是不可能靠市場解決的，美國已經給我們提供了太好的教訓了，美國醫療市場主要由私人主導的，產權很明晰，但缺點就是太貴。”

　　“國外和我們自己都曾有許多有效的經驗可以借鑒，為什么只相信產權理論？好像產權一試就靈。市場我們從來沒有放棄，但市場只是資源配置機制中的一種而已。”多年對歐美醫療體制的研究使李玲認為，其實“貴”是最大的問題，中國的衛生部門期望通過醫療改革建立一套醫療保險體系，但現階段中國顯然負擔不了如此龐大的保險體系。

　　盡管她的很多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同事并不同意李玲的觀點，但她依然堅持，“在社會變化巨大的轉軌時期，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人均收入低下，要給廣大人民群眾提供醫療服務，靠市場肯定達不到。”

　　李玲認為，其實中國自己曾經創新過切實有效的辦法。“上世紀50—70年代，中國的農村合作醫療為什么能夠成功？其精髓不在于建立一個保險制度，而在于依靠互助，通過赤腳醫生直接提供醫療，不但低成本，效果也好。”她認為，新型的、配套的低成本醫療供給體制，赤腳醫生應該是一個方向。“政府養個村醫，負責給村民提供最基礎的醫療服務，其實花的錢可能更少，效果更好。”李玲當即將自己的留學人員啟動基金課題申請為“新農村合作醫療”。

　　在李玲看來，政府現在已經基本上放棄了兩年前的思路，并越來越認識到政府在公共產品上應該起主導作用。“我們的呼吁和從比較經濟學理論上做出的判斷起到了一點作用。”對此，她甚為欣慰。

　　回顧兩年來自己對中國改革進程的切身觀察，在美國受過嚴格西方經濟學學術訓練的李玲強調：“教育、醫療這些公共產品，是市場失靈的部分，必須由政府負責。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曾經是公平性最好的社會，但過去20年的改革我們似乎走了一個極端，只考慮效率，不考慮公平。而畢竟，一個社會最重要的是人的快樂和幸福。”

　　部長狠批“市場萬能”

　　不僅學者們開始反思“唯市場論”，一些身處改革最前沿的官員言辭也變得激烈起來。

　　幾乎就在11月25日中央集體學習的同一時刻，距中南海一箭之遙的人民大會堂召開的“中國科學與人文論壇”上，科技部副部長劉燕華發表了一篇頗為語驚四座的演講：

　　“有一種說法，叫做以市場換技術，他們認為，只要市場開放了，技術也會隨之而來，通過招商引資可以獲得大批技術。可是事實怎么樣呢？事實證明這種路子根本就走不通，這種說法有些自欺欺人。”

　　還沒等大家反應過來，劉燕華列出了這種“市場萬能”指導思想的“四大原罪”：“第一，市場是有限的，一旦讓出去了，奪回來十分艱辛；第二，讓了市場并不見得會得到技術；第三，讓了市場則廢掉了自己的技術；第四，讓了市場又缺乏核心技術，有可能發展成為依附型國家，最后受制于人。”

　　他以命運多舛的汽車制造業為例。“以前上海、長春都有汽車生產能力和一批研發隊伍，但為了引進德國大眾，中國自己的品牌給廢掉了，研究隊伍、研究平臺也不要了，形成購買一套生產線生產一批汽車，然后再購買一套生產線、再生產一批汽車的情況。中國的汽車生產技術和能力就在這種壯士斷臂之舉之下被廢掉，直接導致目前中國汽車市場90%已經被跨國公司所占領。”

　　劉燕華的幻燈片上打出一句話，“只有技術獨立，才有經濟獨立，最后才有政治獨立。”他痛心地說，汽車行業曾經對市場的迷信，最終“原有技術也丟了，新的技術又不掌握，真正成了依附型的汽車工業”。

　　面對市場的“誤導”，比劉燕華更憤怒的要算10月28日剛剛退下來的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這位被譽為2005年“敢說真話的高官第一人”，對把教育這個公共產品進行產業化的做法充滿了憂慮：“教育是一個體現社會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門，教育是一種崇高的公益事業，對凡是能夠接受教育的人都要提供教育。所以將教育產業化違背了我們的辦學宗旨，也直接違背了人民群眾的利益。”

　　但張保慶面對現實也很是無奈，“我不能否認，教育產業化的思潮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領導者那里、在一些學者那里是有的，有一些人現在都在鼓吹這個東西。我最近看到有個別地方把好的初中、好的高中以改制的名義賣掉了，變成了高收費貴族學校，普通人家的孩子上不起，這就是這種錯誤思想的直接后果。”

　　同樣，醫療體制改革中的市場化操作產生的影響，衛生部部長高強也很清楚：“公立醫療機構運行機制出現了市場化的傾向，公益性質淡化，出現了主要靠向群眾就診收費維持運行和發展的狀況。有些醫療機構盲目追求高收入，甚至為了追求收入而損害群眾利益。”

　　在他看來，這些年的改革，無論是對政府還是對市場的作用，在理解和實踐上偏差都甚大，“在歐洲發達國家，醫療衛生費用的80%—90%由政府負擔。即使是美國那樣市場經濟高度發達、醫療衛生服務高度市場化的國家，政府衛生支出也占到整個社會醫療衛生支出的45.6%(2003年)。而我國這個比例卻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30%以上，一直降到2000年的7.7%，甚至在2003年抗擊非典，也僅占8.4%。”

　　“發展衛生事業需要引入市場機制，既不能太超前，也不能太滯后，更不能把維護人民健康的責任推向市場，推給社會和居民。在任何情況下，不能把醫療服務變成牟利的工具。”高強指出，一度把醫改理解成“賣光”、“改凈”的市場化思想，損害了中國醫療體系的發展。

　　相比劉燕華所處位置對汽車行業發展的“鞭長莫及”，和張保慶卸任的無奈，剛剛扶正為部長的高強，表示將依照中國的現實主動“實戰”下一步醫改：“歐洲的高福利型，我國政府背不起；美國的社會保險型，我國居民繳不起。中國的醫療服務體制改革必須走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這條道路，在他看來，是“堅持政府在加強領導、增加投入、制定政策、嚴格監管等方面的主導作用”，而引入市場機制，則“堅決不能忘記衛生事業必須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一本流傳于高層的書

　　相比2004年的宏觀經濟運行的激烈變化，2005年的些許平緩給了政府和民眾自我反思的空間：經濟運行一度失控的危險，讓政府認識到了提高市場經濟駕馭能力的迫切和重要性；而改革對效率的追求，在“市場萬能”的催化下直接損傷了公正，使民眾正在情緒化地把改革與不公平聯系在了一起。

　　所有這些讓2005年變得格外敏感。無論是十六屆五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召開，還是以張保慶、李毅中、高強、潘岳、劉燕華和李金華等為代表的部級高官公開直斥時弊，在事件表面的不相關下面，暗藏著一條貫徹一致的邏輯內線：這就是在“市場原教旨主義”開始走下神壇的2005年，改革者正在追求思想理論和實踐行動的自主性、現實性和實用性。

　　這其中，一本書所闡發的思想正在靜悄悄地放射它的能量。

　　據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的同事孫廣振回憶，在楊小凱生命的最后一年，“小凱對其多年來推崇備至的哈耶克的‘自發秩序’有所反思，知識背景之一即是奧爾森身后出版的《權力與繁榮》”。

　　事實上，比楊小凱發現《權力與繁榮》更早一點的時候，這本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公共選擇理論主要奠基者曼庫爾·奧爾森的遺著，就已經被介紹和流傳在中央高層領導的手中。作為奧爾森的弟子，著名學者張宇燕在該書中文版序言中這樣解釋了《權力與繁榮》的思想：“繁榮來自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后者源于每個人的勞動創造和巨大潛在的得自貿易之收益的實現；以上又導因于分工與交易的深度和廣度，而后者又濫觴于個人權利、特別是財產權利受到保護的程度；能夠實施有效權利保障的唯有政府，因為只有政府才擁有壟斷性的強制權力或暴力。”

　　奧爾森認為，鑒于政府既由人組成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某些個人和集團的影響，它是個人權利受到侵犯的最大威脅。因此凡是協調好政府強權和個人權利保障之間關系的國家，便會走向繁榮，反之則衰敗。這樣，經濟上的繁榮與否的問題便轉化為政治權力形成與運用是否得當的問題。

　　為此，奧爾森創造了一個高度濃縮其長期增長理論的概念——強化市場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即一個政府如果有足夠的權力去創造和保護個人的財產權利，并且能夠強制執行各種契約，與此同時，它還受到約束而無法剝奪或侵犯私人權利，那么這個政府便是一個“強化市場型政府”。

　　按照奧爾森的理論，“強化市場型政府”產生的邏輯和條件是共容利益。某位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個人，或某個擁有相當凝聚力和紀律的組織，如果能夠獲得特定社會總產出增長額中相當大的部分，同時會因該社會產出的減少而遭受極大損失，則他們在此社會中便擁有了共容利益。

　　共容利益給所涉及的人以刺激，誘使或迫使他們關心全社會的長期增長。因此，只要存在共容利益，即使是早在封建君主專制國家，統治者都會盡可能地保護個人權利，按照最優稅率對臣民征稅，而不會涸澤而漁，以避免損害其收入長期最大化的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在奧爾森筆下勾勒出來的“壞政府”，殘暴、背信、欺騙、狂躁、分裂、好戰、貪婪、驕傲以及虛榮；相反，好政府則智慧、和平、正義、信念、仁慈、高尚以及和諧。聯想到新一屆中央近年來提出“三個代表”、“保持先進性”，宣揚“和平崛起”，主張“和諧社會”，強調“執政為民”，以及對腐敗分子“見一個查處一個”等思維，某種程度上暗合了中央高層對“好政府”的執政追求。

　　“奧爾森提到發展中國家時，指出其落后的最大挑戰不在于資源或資本的匱乏，而在于他們很難組織起大規模的分工、交換等市場活動，特別是高質量的政府活動”。在張宇燕看來，目前中國最重要的不是兩極分化問題，而是如何在保障個人權利基礎上，健全基本的生活保障問題，“社會主義長期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而初期階段的目標應該是讓全民享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提供充分的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

　　回到現實主義道路

　　中國改革所走的這樣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表現出了中國人的務實精神和智慧。上述那位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官員告訴記者，“誰都清楚，繼續維持僵死的中央計劃體制實屬愚蠢之極，而一步邁入成熟的市場經濟又無異于‘空想資本主義’。換言之，無論是走哪條路、如何走、還是走多遠，都要看具體的條件。”

　　“如果說改革前我們吃過大的苦頭，那么苦頭主要吃在刻板地按照別人給出的條條框框來設計自己。今天，面對市場或者產權，一樣有這方面的教訓。”在他看來，這樣的結論并非否定市場經濟的一般原則，“而是應該認識到中國改革取得一些勝利成果的經驗，一般原則與不同時間和地點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那么，什么是中國？中國目前處在什么樣的狀態中？”張宇燕告訴記者，“中國大概是這么一個國家，要在相對很短的幾十年內完成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事情。”他指出，中國目前同時在干4件大事：

　　其一，消除封建半封建的社會意識和社會形態，實現一個落后的農業大國向一個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國家的轉變。這個過程，西方國家從英國光榮革命算起，花了幾百年時間得以完成，日本也用了近百年的時間進入工業化國家。而中國從1949年算起，到現在50多年，期間還有許多干擾，想再用一二十年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完成這個進程；

　　其二，實現計劃經濟平穩過渡到市場經濟。這與第一件大事有聯系，但又有很大不同。工業化還有前人怎么做，大致知道路怎么走，甚至計劃經濟也曾經有前蘇聯可以模仿怎么做。而現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前無古人，沒有什么可以效法的樣板；

　　其三，從人治的社會傳統向法治社會轉變。不是說以前沒有法，而是今天法律的精神、內容和形式和中央集權條件下的法有著巨大的差別，且其中還包含著向國際接軌的意義。中國這個歷史悠久的領導權威型社會向制度權威的過渡，也是前所未有的大事；

　　其四，從一個相對封閉的國度向一個開放的、不斷提升開放檔次和提高開放質量的國家轉變。

　　“中國現在同時干這幾件事，出現問題很正常，沒有矛盾、沒有困難才是難以想象的。” 在張宇燕看來，要解決這些大事業中出現的問題，一個強大而有效的“強化市場型政府”是必要條件，“甚至可以說，所謂現代化的過程，實質就是建立一個最有效強化市場功能的政府的過程。這與中國當前發展的歷史邏輯和客觀條件是分不開的”。

　　至于市場制度，無論是政府、還是學者和民眾，在情緒激烈和自我反省的2005年歲末，或許都應該溫習牛津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格雷在其《自由主義的兩張面孔》一書中的闡述：“市場制度絕非普世制度，市場制度中的人類自由的合理性在于它們滿足了人類的需求。如果它們不能滿足人類的需求，就有理由改變它們……事實上，無論是對每一個社會而言，還是對一個社會中的每一種情況而言，都沒有一種最佳的市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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