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家雜志：商業雅皮和它未來的責任

　　在中國經濟和企業的崛起進程中，《中國企業家》是將引導一個階層的生意與生活，還是直接成為這個階層的生意和生活的一部分？

　　文/吳曉波

　　像一個商業雅皮

　　在中國的商業媒體中，《中國企業家》是我最讀得懂的。

　　讀得懂之一，是《中國企業家》不故弄玄虛，我從來以為商業不是一個很玄妙的東西，企業家并不需要鼓動人們去攻占巴黎圣母院，他只是在一個和平的時代用自己的方式賺錢。那些似是而非的、枯燥的商業數字，那種以為惟有如此才能顯示媒體專業性的做法，從來就是在自欺欺人。商業從本質上來講都是一些故事，它與財富和生命有關。一個好的商業故事，往往能夠用最簡單的邏輯來推演，任何復雜到非要用圖表和長篇大論才能說清楚的公司傳奇，基本上都是-個騙局。《中國企業家》在這一方面顯然要誠實很多。

　　讀得懂之二，是《中國企業家》是一個有立場的雜志，這讓我讀它的時候知道在聽誰的聲音。它的定位是“一個階層的生意與生活”，自從這句話被印在雜志封面上之后，它好像就被賦予了角色。它參與舉辦企業家年會，它贊助各種各樣的企業家沙龍，它似乎想當企業家這個階層的代言人。近年來，在這家雜志上我很少看到惡意性的企業家報道，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當年它報道牟其中在北京郊區的某個寺院的聊天，記者把牟某人說的話一五一十地記錄了下來，竟不用褒貶來歸結；我還記得去年雜志刊登了王石去哀牢山看望褚時健的那篇報道，滿紙充滿了感性而悠遠的描寫；即便是在最近關于唐萬新和顧雛軍的報道中，《中國企業家》也試圖用平和理性的姿態來展現事件的基本面。它的聲音和立場一直都很清晰，你可以不喜歡它，但是你不能否認它的這種姿態。

　　如果讀過十來年的《中國企業家》，你會發現，這家雜志似乎已經渡過了狂飆的“青春期”。在一開始，它也曾經是一個憤青，看什么都不順眼，用懷疑的目光打量商業世界里的一切，它總是嗅到金錢里的血腥與卑劣，它試圖扒開每一個商業故事的下水道。而漸漸地它開始轉變，它開始思考商業的正面意義，它嘗試展現財富擁有者的人性面，展示他們同樣有責任感、會悲憫、會哀傷、會孤獨，它從一個憤怒一切的“嬉皮”漸漸變成今天這個似乎可以包容所有的“雅皮”。這些年來，它一直在試圖證明：“商業和性一樣，盡管都很危險，但并不骯臟�！�

　　它是一個商業雅皮，它不再“扒糞”——我對具有“扒糞精神”的財經媒體具有同樣崇高的敬意，在今日中國，扒糞不是太多了而是還遠遠的不夠，中國的“扒糞運動”才剛剛開始�！吨袊�企業家》無非不愿意是其中的一員。今天，這本雜志似乎還在雅皮和精英化之間徘徊，說實話，我更喜歡前者，它不像后者那樣的做作、自以為是和夸夸其談。

　　如果要做一個類比的話，《中國企業家》一定是想把自己做成《福布斯》。

　　88年前，柏蒂·福布斯因為不滿于當時的紐約商業報紙僅僅報道商業數據而創辦了《福布斯》，他從一開始就奠定了這本雜志的基準：“對商業行為中人的戲劇化因素的關注”——這個表述聽上去跟《中國企業家》的定位實在很相近。柏蒂的兒子馬爾康姆把這個定位發揮到了極致。《福布斯》也是從辱罵資本家開始的，漸漸地它讓自己穿上了西裝，帶上了領帶，

　　它站在富人堆里，漸漸的自己也變成了一個富人�！吨袊�企業家》似乎也正在走這樣的一條

　　道路，《福布斯》的暢銷，與美國社會進入商業浮華年代關系密切。在整個上世紀80年代，野心勃勃的商業游戲成了每個人追逐的對象，《福布斯》在這中間扮演了當之無愧的代表。馬爾康姆不失時機的推出了“福布斯400富豪”，它讓志得意滿的企業家有了一個巨大的“作秀”場所。

　　《福布斯》極大地展現了商業的公共魅力。它當然不失新聞的敏捷度和評論的公允性——這是媒體生存的基本，但是與《新聞周刊》和《財富》相比，它似乎離企業家的樂趣和價值觀更接近一點。

　　二十歲的、越來越雅皮的《中國企業家》好像正在向《福布斯》靠攏。這應該說是一個不錯的商業定位。

　　下一個二十年：

　　能否影響和引導一個階層的生意與生活？

　　《中國企業家》已經創辦二十年，在它出現前的一年，當今中國最著名的一些公司，如聯想、海爾、萬科、健力寶等等集體出現了，這應該不是巧合，與《中國企業家》同期創辦的財經媒體還有很多(更早一點，《經濟研究》出現于1978年，《經濟參考報》誕生于1980年)，但是在二十年后還在一線成長的媒體卻寥寥可數了。《中國企業家》是少數的經歷了中國公司變革全過程的媒體之一。

　　我們現在想要關注的是，在未來，《中國企業家》還將扮演怎樣的角色？

　　中國即將進入一個奢華的商業年代。一個復興的宿命在期盼了一百二十年之后終于如期而至，在未來的時間里，將有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趕來這里，互聯網正意外地將中國的人口優勢化為商業的價值，人民幣將持續升值，越來越的中國本土公司將遠渡重洋開辟海外戰場，我們有可能買下美國的某個油田、某座大廈、某個好萊塢影片公司，當然這一切都不陌生，30年前它們都曾經一一發生過。我最近一直在研究日本上世紀的那次經濟復興，從時間表來看，日本復興的象征性事件發生于1970年3月，當時，世界博覽會在大阪舉辦，日本政府史無前例地拿出二十億美元舉辦這場空前的商品交易會，全球77個國家蜂擁而至，未來學派創始人之一赫爾曼·康首次在《芝加哥論壇報》上預言，“日本已經進入世界經濟強國的行列，二十一世紀將是日本的世紀�！睆�1970年到1985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450%，日本民族和經濟擴張力的巔峰時刻出現在1989年，這一年，索尼公司買下哥倫比亞影片公司，《新聞周刊》的封面刊登了該公司的圖標——站在基座上、手持火炬的女士，并讓她穿上了日本和服，頭發梳成日本的發型，一條標語上寫道：“日本入侵好萊塢�！币彩窃谶@一年的秋天，日本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創始人盛田昭夫合著出版了哄動一時的政論書籍《日本可以說不》，全書洋溢著不可一世的信心。而周期性的跌落在誰也沒有想到的時刻出現，1990年9月，東京股票交易所的價值在四天內下挫了百分之四十八，股市慘況遠遠超過1987年華爾街的“黑色星期一”，三年后，日本地產泡沫徹底破滅。

　　我常常面對著這一段歷史發呆。

　　此刻，我把它簡略地描述在這里，心里充溢著無限的憧憬和巨大的不安。我在尋找中國復興的象征性事件——它會是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嗎？然后的“中國路徑”會不會與當年的日本那樣重合？即便在今天，我們不也已經看到中國公司遠征的啟程了嗎？我們不也開始聽到諸如“收購沃爾瑪”這樣的豪言壯語了嗎？我們不也發現民族主義的熱火正在社會的各個階層熊熊燃起嗎？我相信歷史決不會一板一眼地重演，但是，經濟突然崛起對一個根基未穩的社會架構的沖擊和對于東方民族的心智挑戰，卻幾乎是同樣的。最近，中國社科出版社與藍獅子財經創意中心聯合引進了一本美國暢銷書《下一個大泡泡》，作者哈里·S·登特預言，美國經濟將在2009年崩塌，將在2014年-2016年步入最低谷。如果他的預言逼近事實，那么，他所提供的事件表與日本往事、中國路徑結合起來考慮，我們又可以得出怎樣的結論？

　　在這樣的歷史大構架里，我們回過頭再來審讀財經媒體的歷史際遇、責任和選擇，或許會有一些新的發現。我一直以為，中國經濟和企業的復興在人類史上不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事件，它所遵循的原則和規律，它所經歷的階段和軌跡，在一些國家早已實踐。它的未來的撲朔性，完全取決于全民的理智。在這個意義上，媒體將扮演無可替代的作用。它的重要性，已經超出了拷貝《福布斯》或模仿某本美國雜志的意義了。特別是在今日中國，由于媒體定位的交叉和特殊性，商業類媒體還往往意外地承擔起了討論公共事務的責任，這也是為什么這些年財經報刊如此眾多和火熱的原因。做為一家聲名顯赫的雜志，《中國企業家》將如何繼續扮演自己的角色？它將在《福布斯》式的軌道上絢麗而高調地滑行，還是不由自主地背負上一些沉重而具有警惕心的責任感？它將引導一個階層的生意與生活，還是直接成為這個階層的生意和生活的一部分？

　　這些問題如劍高懸，忽忽悠悠。雜志的經營者或讀者可以視而不見，也可以正面直視，無論如何，它和這個時代的所有宿命一樣，都將在最意外的那一刻準時落下。

　　(作者為財經暢銷書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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