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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
２００５年１月４日湖南資興市委下發文件，正式實施《資興市公務接待制度改革辦法（試行）》。１月份，全市公務接待費僅為３４萬元，比去年同期減少了８４萬元。據市委副書記李太海介紹，此項制度實施后，資興市僅公務接待費用一項可以比２００４年節約２０％，１０個月少吃３９２萬元，全年公務開支可控制在１１００萬元左右。（１２月１
９日《人民日報》）
數據顯示，全國公款吃喝開支１９８９年為３７０億元，１９９０年達到４００億元，１９９２年超過８００億元，１９９４年突破１０００億元大關，２００２年達２０００億，等于一個三峽工程！筆者根據８年翻一番的增長速度來測算，２００５年的數據應該不低于２５００億，等于全國農村教師６年多的全部工資。無疑，這是不折不扣的“在吃中國”。
資興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美好的設想：假若全國都推行資興的改革之法，每年節省２０％的吃喝費用，４年就可以再建一個三峽工程。可是我知道，如果真的推廣資興的改革之法，“４年再建一個三峽”的愿望卻注定會落空——正如在全國上下都呼吁遏制公款吃喝的情形下，公款吃喝數據卻一路攀升。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資興的改革之法說白了仍是“人治”，換一屆領導就有可能讓所有的改革成果前功盡棄。我們又怎能期待全國官員都如此深明大義呢？如果這樣的話，那吃喝之風根本就不會出現。
公款吃喝有個更委婉的說法叫“公務接待”，可讓人鬧不明白的是，究竟啥叫“公務”呢？顯然，現有的改革舉措都只在接待開支的奢侈度上做文章，而并沒有觸及“公務”的范疇問題。一旦我們著重思考后一問題，我們會發現：“公務接待”本身就是一個并不必要的存在。
現有體制下，有領導簽字的賬單就是“公務接待”，有領導簽字的發票就能報銷。可實際上“公款大嘴”有多少吃的是真“公務”呢？就拿資興為例，一個月原來“公務接待”要花掉１１８萬元，都用來接待誰了？報道中有這么一句話：“聽說記者又來采訪公務接待改革，資興市委副書記李太海很高興，讓工作人員轉告：他要請記者吃飯。”雖然這頓飯只花了不到２００元，其用意可能也是為了讓記者“親身體驗”改革實效，可我還是納悶：請記者吃飯是書記自己掏錢，還是劃入“公務接待”？答案自是不言而喻。
因此，要想公款吃喝有個徹底的改觀，不是在外界根本無法監督的奢侈度上做文章，而是應該直接革了“公務接待”的命，對“公務接待”進行出售式改革：除極個別的特殊接待，經同級人大會同意由官員行政經費承擔外，其他一切交由官員個人承擔。而且，按照時評家曹林先生的分類，這種出售式改革必須是非贖買式的，即不能因此對官員進行額外的貨幣化補貼。對“公務接待”進行出售式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澄清“公務”范疇，讓非公務行為的報銷制度“報銷”。實際上，一些西方國家也正是這么做的：公款接待既不會被列入財政預算，餐飲發票等也不會成為報銷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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