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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
趙華瓊，無疑是2005年感動了中國的一個名字。這個弱女子，以今日社會罕見的愛心和擔當，在杭州開設了中國第一家民工醫院，但低廉的醫藥費用讓醫院瀕臨倒閉。在媒體廣為報道之后，無數國民致電趙華瓊愿慷慨解囊贊襄善舉——他們被觸動，被感動，而最終決定有所行動。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杭州市西湖區衛生局局長楊專成卻要拍案動怒，
斥責趙華瓊違規行醫、非法用藥、售賣過期藥品，是個“只求利潤的人”。但楊局長的怒氣顯然主要不是來自于此，趙華瓊的某些言語以及因此引起針對衛生局的某些評論，才是問題所在——他說:“趙華瓊已經影響到我衛生系統為民執政和依法辦事的形象。”(新華網12月13日焦點網談)
這樣扣帽子的定性已經多年不見，所以想必也應當不為大多數民眾所習慣和接受。事實上，無論趙華瓊及其診所有沒有具體違規犯法的行為，她關愛農民工這一城市困難階層，她確鑿地廉價用藥甚至不惜自我虧損，有嚴肅的新聞報道可查確，有具體的患者提供實證，呼應的正是弱勢群體與醫療費用兩大民間疾苦之聲，理當被視之為道德風尚之標桿、和諧社會建設之表率；而且趙華瓊急病患之所急、援病患之所缺，更是當前社會久為詬病的醫風醫德之糾正，而以私人代行政府缺位的義責，堪當衛生系統的先進代表。若論影響，顯然這一些才是主流與真相。
所以，楊局長不可擅自以整個衛生系統的代言人自居，亦萬不可拿“為民執政”這樣的重器來墊腳施壓個人。他所能代表的，只是他自己，至多還有他領導的西湖區衛生局的“面子”，在萬眾矚目中感覺到了“不爽”。
當然，這是一個建設法治社會的時代，我們不能回避趙華瓊被指責的那些違規行醫嫌疑。不過，我們同樣相信趙華瓊面對這些指責所一一作出的解釋:跨科給兒童看病，是因為孩子的農民工父母已經沒錢去其他“高價”醫院了；狂犬疫苗是患者自帶，而趙考慮到民工沒有條件保存，便留下來保存在診所冰柜里；到期藥品乃是衛生局在診所開張第二天突擊查獲，但那是趙從老診所搬過來的兩箱藥，因為時間緊張，還沒來得及清理。在網上發帖留言的網友，無一例外地對趙華瓊深信不疑，想必也并非僅僅憑借善良的主觀，客觀的邏輯也簡單明確地指出——如果是為了賺利潤，醫療執照在手，趙華瓊只需稍稍地遵循業內收回扣、開藥、收費等種種“潛規則”即可，或者如趙自言“將科室承包出去”就可掙大錢，何至如此這般？
倒是楊局長口口聲聲的“依法辦事”令人心寒。法律者也，乃是實現和維護社會正義的工具。趙華瓊的民工醫院，著眼于弱勢群體的根本利益，乃是以個人之力而望對社會正義有所匡扶。法律固然并不因此就允許好心辦壞事，但法律的制訂者與執行者，卻理當盡力聲援這種民間的意愿與努力。所以，對于趙華瓊診所的行醫違規之處，行政主管部門有理由施以行政處罰，卻更有理由讓事主和社會看到這處罰背后的善意與幫助——如對同樣程度的違規細節，在合法伸縮范圍內從輕處罰；又如在行政處罰之后，還能主動呼吁兒科醫生加盟“崇一醫療門診部”等等。
楊專成說:“我們查了她4次，只罰了1次。”這其中不知是不是也曾有過手下留情的考慮。但趙華瓊對于主管部門的不滿卻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中間的恩怨，固然復雜，但就大是非來說，我們可以從趙違反規定的若干事例中，更看到溫暖，從衛生局長要訴諸法規的狠話里，卻看到了冷漠。于是，只怕是楊局長影響了要“為民執政和依法辦事”的衛生系統的形象。還有，趙華瓊在負債行醫行善的同時，卻被主管部門的政府官員指斥為“只求利潤”的人，應該說，楊局長還影響了趙華瓊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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