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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海建
用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話來看：我們的晚餐并非來自屠宰商、釀酒師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來自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切。以此來看一場甚囂塵上的“銀行賤賣論”成立與否的辯論。有關國有銀行被賤賣的論調，衍生于交通、建設兩行成功上市之時。12月9日《新京報》發表了經濟學家吳敬璉的立場：誰在鼓噪“銀行賤賣”？認為情緒化的指責可以理解，
但無益于解決國有銀行的問題。
“我們要看看，鼓噪國有銀行賤賣的是些什么人？”這種以毒攻毒的論調，似乎也不幸步了“情緒化”的后塵。不久前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還表示，究竟是否賤賣，要通過審計才能得出結論。畢竟，在銀行金融資產上的貓兒膩任誰都會觸目驚心。
邏輯地來看，經濟學家來論斷經濟問題是合適的，但是在這一場場的短兵相接里，“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力推股改的當事者和身在國有銀行之中的管理者的聲音很響，而諸如國家審計署以及一些權威、中立的咨詢評估機構，卻很少輪到發言。這些“自家人”的回應，憑什么值得我們信賴乃至信仰呢？
外資參股，說到底還是一個高技術含量“討價還價”的游戲問題。事實上，我們的確不是“職業游戲者”，那么，當我們提著腦袋注資、贖買、大規模向外資出售股權的時候，能不能換回中國國有銀行快步搭上市場化列車的“通行證”呢？鼓噪“銀行賤賣論”者的憂心，真的就是百無聊賴、空穴來風？
一是，在銀行改革的制度成本面前、在我們苛刻而急切的尋求戰略投資面前，境內投資主體為什么不能參與這場生死博弈；二是，以股權換制度、以股權換技術、以股權換信用文化的改革思路，真的能一勞永逸地解決金融生態背后的復雜問題嗎；三是，我們以破釜沉舟的代價剝離數萬億元不良資產的成本和“按凈資產定價”之間，到底有沒有形成市場公平的悖論？
英國《金融時報》曾經毫不客氣地評論說：“中國企業的公司治理狀況，在官方聲明和商業現實之間存在鴻溝。”從中國金融市場戰略發展來看，我們對本土銀行的正確作價法則、培育國內資本市場和多元融資格局，都是很迫切的。說是居心叵測也好，退一萬步講：關注著國有銀行的改革路徑、鼓噪一下“銀行賤賣論”，也是很擔責很必要的事情吧。
有人說國有銀行是人造美女，我們還是拼了血本指望她能光彩照人。此時，“銀行賤賣論”，多少也是一種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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