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龍象之爭還是龍象之盟

　　本報評論員　　王 梓　主持

　　中印文化源遠流長。兩個近鄰文明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的以經濟崛起為先導的文明復興，不僅令世人重新對兩個文明體側目，更引起了整個世界對于兩國競爭力和戰略關系的猜想。

　　盡管所選政治道路不同，但兩個國家在上個世紀中葉確立自己的主權之后，都在歷經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轉換，由計劃到市場的轉換也造就了二者令人矚目的成績。中國的迅速崛起在2004年甚至一度掀起世界媒體的“中國熱”，而印度的崛起同樣不可小覷。

　　1991年，印度總理納拉辛哈·拉奧采取開放和放松管制的路線, 印度開始了法律和金融等領域大刀闊斧的改革，改革也迅速催生了經濟的輝煌成就。農業的豐收和工業的復蘇使得印度的年平均GDP 在1992至1997 年間達到了6.7%,1997至2002年為5.5%, 2003- 2004年度第二季度的GDP 增幅達8.4 %，2004-2005年度印度國內總產值增長率為6.3 %,低于上年度的8.5 %。盡管經濟總量和總體經濟發展速度尚不能與中國比肩，但其改革的成效和經濟發展的質量都不能不令人憧憬其未來的經濟成就。各界討論的焦點也往往在于，相比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迅速完備，印度的“軟環境”同樣為人稱道。

　　兩年前，現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的黃亞生與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韓泰云(Tarun Khanna)合作發表于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的《印度能否趕超中國》一石激起千層浪，關于兩個國家競爭力和發展模式的比較由此愈演愈烈。顯然，比較龍象之短長、計較二者之勝負，遠非爭論的要旨所在；回顧歷史，借鑒經驗，在競爭中求得發展，才是爭論的價值所屬，對兩個國家的自我反觀也同樣重要。

　　2005年4月9日-12日溫家寶訪問印度，12月8日至11日“首屆中國—印度經貿發展高峰論壇”在北京友誼賓館召開，昭示了兩國經貿“雙引擎”的良好開端。

　　12月6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第三屆展望論壇第四期召開，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副所長孫士海、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馬加力、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陳峰君三位參與了討論，作為論壇的主辦方之一，會后，本報又對黃亞生進行訪談，加入了討論，是為21世紀北京圓桌論壇第67期。

　　印度能否超越中國？

　　對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發展，國際社會有了比較一致的肯定結論。印度現在是農業、服務業和制造業三個增長點同時拉動。

　　《21世紀》：印度的經濟改革比中國晚了整整十年，目前GDP只有中國的一半，這個階段誰強誰弱是很明顯的，為什么對兩國競爭力有如此多的爭論？

　　黃亞生：印度能否超越中國？能提出這個問題，就說明印度在很多方面取得相當大的進展。從增長動力上來講，1980年代，曾經有幾年印度的經濟增速突然變快，那時候主要因為農業的增長。印度是熱帶國家，農業發展非常受氣候影響。1990年代，印度有新的增長點，那就是它的服務業。最近這兩年又增加了制造業，現在是三個增長點同時拉動。

　　馬加力：關于中印兩國的經濟比較已成為一個熱門話題，主要是因為印度近年來發展比較迅速。對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發展，國際社會有了比較一致的肯定結論。在中國的崛起過程中，特別是進入新世紀后，印度的經濟發展也比較快。兩個人口大國，人們自然會比較誰快。近三年來，這個問題引起了普遍關注。國際上，一些西方國家“唱響”印度將會超越中國。這個論調有一定的政治背景。

　　孫士海：最近幾年，國際國內對印度發展的前景比較看好。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改革以后，印度經濟的潛力在不斷發揮，最近幾年，其經濟增長率處于一個比較高的階段。自1980年代以來，印度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進入21世紀以后，仍然保持著比較高的增長率。而且比上世紀90年代又有提高。我認為占印度GDP22%的農業在前年出現的負增長對印度整體增長的影響很大。但是服務業占印度GDP50%以上，而這幾年的服務業一直是保持著高增長，普遍估計今后印度的經濟增長大致可以保持7%。國際社會看好印度增長的前景，我覺得不完全是政治原因。

　　軟環境與硬設施

　　印度的私營經濟比較成熟，資本市場比較發達，但基礎設施和中國差了20年左右。中國開放的力度和吸引外資的優惠力度也更大。

　　《21世紀》：印度的“軟環境”和中國的“硬設施”為人稱道。就實際狀況而言，二者在經濟發展上的優勢和劣勢各在哪里？對經濟發展將起什么作用？

　　黃亞生：有一種看法認為，印度的成就僅僅在軟件方面，這個觀念非常錯誤。在制藥、汽車零配件、整車的生產方面，有些企業做得相當不錯，而且出口不是靠海外跨國公司的銷售渠道，而是自己建立的渠道。這非常類似于1970年代初期的韓國，但印度還沒有達到韓國的程度。中國整個出口的50%都是跨國公司內部進行的。在1969、1970年，外資占巴西整個出口的43%左右，跟中國現在的出口結構非常相似。但從這兒也并不能引申出中國會失敗，印度會成功。

　　孫士海：就經濟層面來說，印度的私營經濟比較成熟。印度獨立以前，民族資產階級已經比較發達，經濟實力非常雄厚；獨立以后，沒有實行全部的公有化經濟，而是公私營經濟并行發展。即使私營經濟仍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但還一直在往前發展。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印度產生了一批有世界眼光的新企業家，他們建立了頗具競爭力的私營企業，打入了國際市場。而中國的民營經濟發展時間很短，力量還很弱小，跟印度的私營經濟相比，差距較大。這是印度一個很重要的優勢。

　　另外，印度的資本市場比較發達。印度股市有一百多年歷史，中國股市才十幾年。再就是印度在法律方面有部分優勢。但印度雖然法律制度比較健全，卻有很多改革受制于自己的法律，比如《勞工法》。中央和各省的《勞工法》對吸引外資非常不利，因為其限定了企業不能解雇工人。印度的法律保護中小企業，發展鄉村企業，從而擴大了就業。但在某種程度上，不利于這些小企業形成規模經濟形態，特別是在全球化條件下，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經濟形態。而中國這方面轉型很快。當然最基本的法律，像公民權、所有權要保證。

　　馬加力： 一是知識分子隊伍越來越龐大，對教育和科技的投入越來越多，這非常可取。二是信息產業的發展，在印度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還有一條是，英語的普遍使用使得印度能夠和國際很順利地接軌。英國殖民統治印度二三百年，給印度留下很多負面的東西。唯獨英語教育的傳統給印度帶來了莫大的好處。英語背景使很多人才能夠進入國際組織和國際機構，由于這些人有祖國情結，能給印度帶來很多機會；也使印度的市場、人才能迅速國際化；還使印度直接接觸世界上最先進的科技，不需要翻譯的過程。

　　孫士海：印度有個很大的劣勢，就是基礎設施和中國差了20年左右。這是阻礙外資流入印度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在政策方面，中國開放的力度更大，吸引外資的優惠力度也更大。印度吸引的外資只有中國的十分之一還不到。據印度政府統計，2003年中國吸引外資535億，占世界的9.6%，印度只占0.8%。

　　黃亞生：中國基礎設施比印度好，但這里有一個誤區，在1980年代，中國基礎設施不如印度，怎么解釋中國1980到1990年代中期的經濟增長？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沒有決定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軟件環境。要有保護私有企業的法律制度。

　　“世界工廠”與“世界辦公室”

　　2004年提出保護私有產權和正在進行的金融改革，比任何其它政策都能更有效地提高中國的世界辦公室地位。

　　《21世紀》：9月26日，印度政府公布了“印度制造業國家戰略報告”。發展制造業方面，印度和中國相比面臨哪些不同的比較優勢？

　　黃亞生：我非常不贊成說印度的制造業不行。最近印度公布的信息，今年印度制造業的增長達到雙位數。

　　中國的制造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比印度高，這說明中國制造業非常發達，計劃經濟的國家，經常是工業占比過高。

　　印度的制造業的規模絕對不如中國大，但它比中國強，這是我一直提出的。它的制造業有自己的品牌和市場。比如印度和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紡織品，從總額來講，中國大概是印度的8倍，但印度的平均價格是中國的2倍。印度的制造業跟它在服務業上的模式相似，附加值非常高，但規模不大。這是印度非常大的弱勢。

　　原因非常復雜。除了最重要的基礎教育上的失誤，另外還有制度因素。印度對企業解雇工人做了非常多限制，中國比較靈活。

　　總的來講我認為中國的制造業此時此刻的模式還是比較成功的，因為擴大規模，更能減少貧困、增長就業，僅僅增加附加值，可能會增加資本家的收入，不一定增加勞工的收入。

　　十六屆五中全會決定給農村尤其是基礎教育提供支持，非常令人鼓舞。但這個效果要到十年以后才能看出來。

　　馬加力：最近印度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在把優勢產業做到更優的同時，成立了一個制造業委員會，叫印度制造。

　　《21世紀》：就產業鏈條的不同位置，目前有一種說法：中國是世界工廠，印度是世界辦公室。怎么看待這個判斷？

　　黃亞生：沒有任何原因使中國不變成世界的辦公室。但要創造條件，要有一個支持民營企業融資和保護其產權的環境。現在政府提出要增加自主創新能力，我也支持這一點。

　　2004年提出保護私有產權和正在進行的金融改革，比任何其它政策都能更有效地提高中國的世界辦公室地位。中國應該出現代、三星這樣的公司。只要體制條件具備，在微觀經濟層面上，未來中國不應該比印度差。

　　孫士海：我同意這個判斷。印度在服務業方面，在外包、軟件出口和跨國公司的研究與開發方面有優勢。今后中國會發展面向全球的服務業，印度會發展制造業，大概15年后，目前的結構可能會發生比較大的變化。

　　黃亞生：印度制造業規模不大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上世紀60到80年代，忽視了對基礎教育的投資，特別是對婦女的教育，做得不是一般的差。它很多的勞動力沒有這方面的基本技能。韓國、日本取得制造業成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有非常好的基層人力資本。中國在上世紀70和80年代，也做得非常不錯。中國的成衣廠，很多都100%是女工。印度成衣廠40%是女工，60%是男工，而在成衣方面，女工具有天然的優勢。

　　印度的經濟改革是1992年開始。在1990年代，印度在基礎教育方面的投資要超過中國。它在農村小學提供免費午餐，學雜費都免掉。小學生的入學率一下增加了很多百分點。作為發展中國家，如果不重視基礎教育，只重視高等教育，是一個非常不對的發展戰略。這是影響中國今后20年制造業能不能有競爭能力的致命問題。

　　馬加力：除了IT產業，印度在遺傳工程、制藥、包括空間技術領域的某些方面都有獨到的東西，這對其經濟發展起了很大作用。IT產業雖然對經濟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但也會帶來社會不平衡。印度也在極力解決，現在的政府比較注意鄉村建設，正如中國在解決“三農問題”一樣。中低端勞動力的文化素質受到很大的局限，對整個經濟發展有阻礙作用。但這也是一個教育分裂現象，高端人才所創造的財富，對GDP做的貢獻，可能非常大。

　　《21世紀》：數據表明，印度整個IT行業只有一百萬人就業，IT產業的產值也只占印度GDP的4%。靠IT引導印度的長期的經濟發展是否可行？

　　陳峰君：要解決長期的經濟發展不可能全靠IT產業。目前來講，IT產業帶動了印度經濟的發展，也解決了很多就業，但是和失業人口相比，這個數字很有限。印度實際上也在逐步改變策略，特別是加快工業和制造業的發展。據我了解，印度2003年才開始計劃修建第一條高速公路，而在中國，高速公路已經幾萬公里了，并且每年以五千公里的速度在發展。這是印度無法相比的。

　　孫士海：印度的IT產業在GDP比重中占的比例非常小，軟件的出口也只占2%，對整個經濟發展影響還是比較小的。印度要平衡的發展，要發展其它高技術產業。

　　除了IT產業以外，印度還有一個優勢是業務外包。國外跨國公司有大量業務，這些業務拿到印度來做成本會低十倍左右。因為印度有很多國際化的人才，價格相對低廉。很多美國的公司，甚至美國的一些州的政府部門把業務包給印度。

　　人口年齡的年輕化趨勢也是印度一個很重要的優勢。中國15年以后人口迅速進入老齡化，可今后50年中，印度有世界上最年輕的人口結構，這保證了印度國內的市場和勞動力資源。

　　市場化改革路徑異同

　　印度要把一個封閉的經濟變成一個和全球經濟接軌的經濟，這和中國的改革開放總方向一致，但中印改革開放的時間不一樣，主觀動力不一樣，改革的深度和力度不一樣。

　　《21世紀》：印度在市場經濟制度方面有一些優勢，它也曾經走過一段計劃經濟的道路，最近也實施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印度和中國的經濟改革有什么不同？

　　黃亞生：有人認為印度有資本主義的歷史，是英國人統治、有英國人的體制。實際上印度的計劃經濟相當徹底，它否定了自己的英國傳統，在經濟方面走得相當遠。

　　1990年代，它對金融體制、教育等方面進行了改革。政府在經濟上放權很多，也在社會職能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中國企業比如聯想等的成功，在發展之初一般不能依賴本國的金融體制，而印度企業，比如最大的軟件公司Tata在成長期非常依賴于本國金融體制的支持，金融改革對企業發展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印度金融改革的啟動，有個故事：一個儲民到印度法院告銀行，說銀行把錢拿走后，沒有任何透明度。最后印度最高法院判這個儲民勝訴。國有銀行透明度的增加與印度金融界的開放由此開始。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推動。

　　印度在金融行業方面同時向外資和內資開放。在1990年代中期，印度最好的銀行是花旗銀行，而現在印度最好的銀行全是本國的私人銀行，最差的是國營銀行。中國現在把金融改革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我當然支持向外資開放，但也應同時強調向內資開放。最重要的就是增加競爭，沒有外資跟國內私營企業的競爭，就還不是最佳狀態。這是印度金融改革方面比較成功的經驗之一。

　　孫士海：印度沒有實行計劃經濟而是經濟計劃，制定的計劃對公有企業起到指令性的作用，但是對私營企業只能起到引導作用。印度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就是更多發揮市場和私營企業的作用。印度要把一個封閉的經濟變成一個和全球經濟接軌的經濟，這和中國的改革開放總方向一致，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給印度很大的鼓舞。

　　在印度，過去對引進外資的爭議比較大。1970年代末印度把美國的IBM、可口可樂公司都趕出去，因為他們不轉讓技術。現在西孟加拉邦也在大量吸引外資。九月份印度爆發了一次罷工，該邦首席部長不贊成這次罷工，因為罷工損害了形象，影響外資進入。

　　陳峰君：盡管印度不叫計劃經濟，叫經濟計劃，但二者大同小異。

　　從路徑看，中國是從農業開始的，印度是從高科技和服務行業開始的。印度重視科技人才、服務業，中國重視制造業、對外貿易等。改革方向一致，但各有各的特點。

　　馬加力：中印改革開放的時間不一樣，主觀動力不一樣，改革的深度和力度不一樣。中國的改革大業1978年起步，而且帶有相當大的主動性。印度是1991年，在時間上就比中國滯后十幾年，有一些機會失去了。而且印度是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了，才起步走向改革開放的道路。在力度上，我國開放度比印度大得多，全資企業在中國非常受歡迎。印度的開放比較有限，還規定哪些產業外資只能進入51%，哪些產業只能進入74%等。

　　《21世紀》：印度政府在經濟發展方面起到哪些作用？會不會制定一些長遠的發展戰略，或通過一些產業政策引導或干預國內的經濟發展？

　　黃亞生：印度最成功的軟件企業的發展根本不是因為產業政策。在1980年代印度出臺了一個政策，要大力支持電子行業發展，它支持的是電視、錄音機，而那些企業從來沒有成功。

　　我認為核心的原因是經濟自由。印度成功的企業和行業，都是政府管得最少的。

　　在微觀經濟層面上印度能否超越中國？如果問題是這樣，現在就可以給出一個答案：YES，印度已經超過中國了。從盈利、股票市場的運行都是。《世界經濟論壇》最近出版了《2005至2006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在綜合競爭能力方面，中國和印度分別占49和50。但里面有一個微觀經濟比較，即企業運行的環境、企業融資和私有企業的產權保護的指標很能說明問題：1998年，中國在微觀經濟環境方面超過印度，2005年印度反超中國17個排名。企業運行環境指標，中國1998年排名39，印度排名47，2005年印度排名30，中國排名47。

　　孫士海：印度政府現在還制定五年計劃，規定今后五年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基本目標，在引導經濟發展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私營企業是根據市場的情況運作的，經濟計劃在印度經濟發展中起到的作用會越來越小。產業調整和產業發展方面，政府會有一些指導性的意見，比如十五規劃。印度希望繼續發展服務業，盡量地縮小工業化的時間，甚至跳過工業化，直接進入發達國家和中上等收入國家的經濟結構。

　　印度認為下一個全球化的浪潮，就是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他們要抓住這個浪潮發展自己的經濟。印度利用其全球化的服務型人才，大力發展服務業，推行外包。政府的這些遠景規劃，發展知識經濟的一些號召和措施，都對經濟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龍象之爭還是龍象之盟？

　　肯定更重要的是競爭關系。一般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經濟上是一種互補的關系，發展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就是一種競爭關系。

　　《21世紀》：龍是中國的象征，象是印度的神靈，未來會呈現“龍象之盟”還是“龍象之爭”？ 二者如何在合作中取長補短，在競爭中揚長避短？

　　孫士海：是否構成競爭要看具體的產品和部門，不能籠統地說有競爭。現在是全球化的經濟，兩國之間的經濟有很大的互補性。中印兩國貿易增長非常快，2004年達到將近140億美元，但紡織品是中國的傳統出口產品，也是印度的傳統出口產品，這方面可能形成某些競爭。

　　黃亞生：從經濟上來講，肯定更重要的是競爭關系。一般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經濟上是一種互補的關系，發展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就是一種競爭關系。現在韓企、日企都在增加在印度的投資。會不會因此就減少在中國的投資？難說。有些行業現在已經開始競爭了，比如汽車制造業的零配件、機械行業方面等。

　　馬加力：兩個發展中的投資對象國肯定形成一個競爭關系，畢竟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量有限，但現在這個問題還不是特別嚴重。去年中國吸引了六百多億外國直接投資，印度是六十二億。相差很大，但中印兩國吸引外資絕對量都在增加。因為這兩個快速增長的經濟體具有吸引外資的有利條件，不一定非此即彼，投資者可能認為這兩個市場都有投資的必要。

　　要正視中印經濟貿易領域的摩擦。中印貿易額由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的兩三億美元發展到去年初136億美元，這表明雙方已經達到了一個共識：兩國經濟有互補性。

　　兩國在經濟技術和能源合作方面很有前景。中國的能源主要靠進口，印度70%的能源靠進口，雙方都要保證自己的能源安全。有一些競爭，但是是一種健康的競爭，沒有造成惡性的沖突。中印都在探討加強能源合作的方式和途徑，雙方在能源領域已經有了一些合作。要發展兩國健康的經濟貿易關系，盡量避免惡性競爭，更多探討一些共贏的模式。在已有的競爭領域不要大肆炒作，兩國的經濟發展才有比較好的基礎，這符合雙方利益。

　　陳峰君：中印將來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共贏。中印兩國互補性的東西很多，印度的優勢，比如IT產業、服務產業和高科技是值得我國學習、研究和引進的。

　　《21世紀》：請各位對中印兩國未來的競爭力做一下展望。

　　黃亞生：我不想太多討論這兩國二十年后誰更有競爭力，這取決于兩個國家在今后二十年改革做得如何。在人力資本和資金等要素方面，此時此刻印度遠遠不如中國。它的文盲程度比中國高很多，熱帶很難發展農業，農業發展不好就很難發展工業。但它在有這些劣勢的前提下，還能做出不錯的經濟表現是因為它體制方面的原因，印度的崛起本身，值得我們重視。

　　馬加力：印度現在已進入一個高速增長的周期。在分析印度經濟發展的前景時，要關注幾個因素：一是經濟改革。現在經濟改革的幅度力度都比較強，重視基礎設施建設，外資的流入在不斷增多，這都是以前的印度很難具備的。另一個是知識經濟因素。這對印度整個GDP的增長發揮著很大的作用。這些有利條件能夠保證在未來的年份當中，印度相對穩定地較高速發展。但有些印度高官把10%作為增長率目標，這種超高速的增長既不可取也很難實現。

　　明年是中印文化年，中印之間的溝通和了解會更多，而且中印之間的經濟貿易關系會進一步發展。

　　孫士海：從21世紀發展來看，中印兩國都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樂觀估計，到本世紀中葉，中國是次于美國的第二位，印度是第三位，兩國可以共同發展。

　　(實習生劉晗、秦月、劉濤、吳煒惠、莊燕參與整理，主辦方之一新浪財經對中國經濟展望論壇進行了部分轉載，中信出版社將出版《展望中國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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