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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子民 畢文昌
梁：丁學良提出“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不超過五個”的觀點以后，引起了媒體的關注，一時間，如何評價中國經濟學家現狀，成了熱門話題。
畢：其實，丁學良提出什么是合格的經濟學家的問題，包含兩個層面。一是學術層
面：中國學者的學術水平，在國際上處于什么地位。丁學良認為，中國大陸的中青年經濟學家，在國際學術界能夠站得住腳的，也就四五個，我相信他說的是實情。但是我想指出，在其他能夠和國際接軌的學科，得到國際學術界承認的學者，也是鳳毛麟角。大量的經濟學者，達不到國際水平，只要踏踏實實地治學，認認真真地研究，社會也是需要的。二是道德層面：就是學者做人的底線問題。他批評中國經濟學界存在趨炎附勢之風，為謀私利不遵守基本的游戲規則。這就不是學術水平高低的問題了。
梁：中國的社會結構是歷史形成的。生活在這個社會里的人，有相當的復雜性。有些學者，雖然隸屬于某個機關團體，卻可以保持相當的獨立性。如果以個人薪水來源為能不能獨立的標準，就簡單化了。在這個體制下，大家都要吃飯。只有個別人不依靠體制。中國的知識群體，基本上都在體制內，薪水來源都是一個渠道。認識中國知識群體的情況，不能簡單和西方比較，因為可比性不大。中國的經濟學家，現在基本在政府機關、大學、社科院、銀行和大公司里面供職。以經濟來源判斷，完全獨立的不能說沒有，但極少。但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問題是，經濟學家們的專業活動，與官商兩界聯系過于密切，依賴性過大，這可能是當今經濟學界在各類知識分子群體中收入較高、信譽較低的原因。
畢：從學術史的角度觀察，1949年以后到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學家中最有地位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1949年前，作為一門學科的經濟學，水平并不低。當時中國大學經濟學學科建設中，以嚴格受過西方經濟學訓練的人為主。如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的經濟系非常明顯，是英美派的天下。當時的各種專業學術刊物，以及像《新路》、《觀察》、《世紀評論》、《新經濟》這樣一些介于專業和時評之間的雜志上，主要的經濟問題，基本都是由經濟學專業人士來解釋。他們當中，許多人出自英美經濟學大師的門下，像伍啟元、何廉、張培剛、蔣碩杰、劉大中等，有一大批人。這些人后來有的出走海外，有的邊緣化了。改革開放以后，早年受過西方經濟訓練的學者，也主要在大學里，而沒有集中在政府周圍。中國近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中，經濟學家的主要貢獻其實主要是幫助政府決策，回到經濟學的常識上來。
梁：嚴格地說，對經濟學家的批評，只有經濟學家才能勝任。現在大家對經濟學家的批評議論，主要是感到一些人背離了專業人士應當遵守的職業規則。中國經濟學家的身份，很多人不是單一的，不是純粹的經濟學家。他們不能受到人們尊敬的原因，主要是沒有處理好個人專業角色和政府幕僚的關系。公眾對于經濟學專業了解很少，但對于自己生活水平的變化和處境卻心知肚明。尤其是在社會轉型中利益受損的群體，聽到那些學者冠冕堂皇的說辭，產生反感是很自然的。
畢：公眾對經濟學家的期待，對其他與現實生活關系密切的學科專家的期待，主要不在多高的學術水平，而是誠實和勇氣。希望他們對公眾發言，不要只計利害，不講是非，不要修辭立其偽，而要修辭立其誠。不說謊是一條底線。知識分子不僅是術業有專攻，更要保持獨立人格，扮演社會良心的角色。人們至今尊敬馬寅初、顧準、孫冶方，原因就在這里。
梁：有些事也不全是學界的責任。比如電視等強勢媒體，放大了來自學界的依附性的聲音，屏蔽了獨立思考的真知灼見，專挑某些信譽不高的學者出鏡，使學界的整體形象受損。公眾以為，中國的學者只會吹喇叭，抬轎子。中國出了社會問題，有人提出要讓經濟學界負責，其實沒有道理。中國的事情哪里是經濟學家的責任？如果他們自己這樣想，我以為是自作多情。如果公眾這樣想，我以為是天真可愛。經濟學家自然是知識分子群體的組成部分。但是很多所謂的經濟學家，背后都有一些大財團的影子。所以應該把經濟學家還原成普通人，經濟學家利益集團化是這個時代的常態。
畢：說經濟學家為利益集團說話，先要確立事實，然后再作評價。先把經濟學家和利益集團的關系講清楚，這需要細致的調查工作。如果哪一個記者能把經濟學家和利益集團的關系，用令人信服的事實解釋出來，公眾自會對經濟學家有一個評價，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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